各供销社都托她帮忙订货，先是县里，接着是临水地区，外地区她的同学也找来了，而且订货量越来越大。

这本来是好事，可当他们提出赊销的要求时，引起的悠悠的注意，这可是大事，八十年代中后期，多少国营企业就是因为三角债破产倒闭

悠悠把其中的厉害关系告诉了姥姥，姥姥又转告给胜男舅妈。于是，新的制度形成了，不论货物多少，一律现款提货。

进入7月，韩屯村的五百多亩簸箕柳，让石庙村以每亩300元的价格买走了。当然，得他们自己收割。

韩屯村只是收割了生产堤上的条子，村里五十岁以上的男劳力，晚上还是集中在地窨子里干条编，每天晚上都熬到十点多。

上了年纪的妇女，帮着服装厂打零工，这个活计比干条编挣钱。就连十多岁的女孩，晚上写完作业，也帮着订纽扣，剪线头。

今年“三夏”过后，村里来了两个瞎子说书，他们是梅庄村的两个瞎子艺人，说的是这里的传统曲目坠子书。由于说书的艺人大部分都是盲人，人们习惯的说法就是瞎子说书。

他们是两口子，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因天生的双目失明，从小就拜师学坠子书，文革以前虽然辛苦，收入还可以，起码生活没问题。

文革开始，老的坠子书被列为“四旧”，又没有新的唱本，他们俩就待在家中，尽管有队里的补助，生活也相当的艰难。

79年改革开放，收音机里开始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现在，农村里有收音机的较少，一般人还听不到。

不过，说书的闻音知信，农村说坠子书的开始了。他俩把孩子交给家里人，就开始到处流荡着说书。

瞎子说书在农村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农村别说电视了，就是收音机也很少，娱乐生活极度匮乏。

按照农村的惯例，说书人住在场院里，由各家轮流送饭，报酬也是各家兑的，每天一元钱。麦后天热，吃住都方便。

十多年没听过坠子书了，看到他们两口子带着包袱和乐器过来，大伙热情的招待了他们。孩子们高兴的大呼小叫，“说书的来了，说书的来了。”

他们先找了村里的干部，询问让不让自己留下说书。看着大伙热切的期盼，几个村干部合计了一下，就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定下了坠子书的内容：包公案，每天一元的报酬由村里同意支付。

几个热心的村民，帮他们把包袱放到场院里，并从场院里搬了桌子和凳子放到了大街中心，地窨子的前边。韩德库还是热心肠，跑里跑外的跟着张罗。

电工还专门扯过来两个电灯泡，说书人不用照明，是给大伙准备的。让大伙在听坠子书的同时，顺带着干条编。

吃完晚饭，村民都搬着凳子，每人携带一捆条子，围坐在说书人的周围。

男艺人坐在桌子后的正中间，女艺人站在桌子的右侧。桌子上放着个搪瓷茶缸，里面满满的一杯开水，桌子的前面放了个灌满开水的暖水瓶。

坠子书的伴奏乐器简单，就一把坠琴和一个脚蹬梆。男艺人断断续续的拉着弦子，调音找感觉，脚不时的蹬下梆子。女艺人手拿简板，配合着坠琴敲打。

等人到了差不多了，大家就开始催促：“人来齐了，开唱吧。”

男艺人拉起弦子先开口唱：三国战将数马超，能掐会算诸葛高，长板坡上数赵云，张飞大喝当阳桥。这是首定场诗，每位说书先生开书前的必吟诗句。

许多的老人听了就议论开了：“先生，功夫没丢，十多年了还是老腔调。”人们私下里叫他们瞎子说书，当面还是喊先生，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

男艺人谦虚的说：“生了，手生调也生，大伙多担待。”接着又唱：当啷啷三声响书言归正，小弦子一拉闻正风，要听文来《包公案》，要听武来《杨家兵》。老少爷们都想听《包公案》，俺们就从头说给大伙听，今晚先唱包公的《小出身》。

接着，女艺人才开始唱：书归正传，……

俩人配合着唱，有大段的叙述，有精彩的对话，还有形象的口技。唱到关键处，女艺人简板紧敲，更烘托了紧张的气氛。

男艺人的弦子拉的得心应手，与唱腔紧密结合，就如同与演员对唱一样，你唱一句我学一句，即起到了伴奏作用又烘托了演唱气氛，听起来使人还感到有些幽默感。

村里人都听的如痴如醉，就连孩子都没有出声的，整个场面安静极了，只有乐器声和说书声。

他们口干了，就端起茶缸喝口水。每次放下茶缸，就有人主动过去给他们倒满。

说书一直持续到深夜，到了夜里11点，开始有人提要求：“先生，唱段老包过阴吧，还是那个好听。”

俩艺人嘴上说着：“那是封建迷信，政府不让唱。”实际的唱词却按人们的要求，给大伙来上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