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

天子反复权衡，决定从内库拿出50万两白银，遣户部尚书侯恂赴辽东议和。

又遣天使赴陕，捉拿把西北搞的一团糟的陈奇瑜问罪。由宣府、大同、山西三镇总督杨嗣昌入陕，由太监高起潜监军，接替陈奇瑜清剿流寇。

杨嗣昌能入崇祯法眼，还要从崇祯三年，三边总督杨鹤入狱说起。

杨嗣昌是杨鹤之子，他三番五次上疏，请天子同意他代父受死，崇祯念杨嗣昌事父至孝，免了杨鹤的死刑。

大明以忠孝治天下，按崇祯的逻辑，孝子必是忠臣，便于次年召杨嗣昌奏对。

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帝与语，大信爱之。兵部尚书张凤翼柔靡，兵事无所区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于是当场擢其为三镇总督。

杨嗣昌在三镇总督任上做的不错，积极配合天子开展“反贪”和“扫黑行动”，同时开放矿山，助百姓自谋生路，又减税赈灾全力恢复生产，因此深受天子信任和百姓爱戴。

可此次赴陕就完全不一样了，杨嗣昌深知西北糜烂，且流寇势大，若想平灭流贼非得下大力气不可，于是提出了“议兵议饷”之策。

所谓“议兵”就是增兵，在西北和辽东各练精卒20万；

所谓“议饷”，是建议天子在“辽饷”的基础上加派“剿饷”和“练饷”，以弥补因“议兵”增加的00万两军费亏空。

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朝廷加派了“辽饷”，到崇祯六年每亩征银“一分二厘”，天下百姓已经怨声载道；杨嗣昌又建议天子再征“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两，“三饷”合计每年征银2000万两，超“正赋”数倍，因此建议一出，朝野上下骂声一片。

就连老奸巨猾的温体仁也上疏反对，言此必致天下民穷财尽，民不聊生。

沉默已久的孙承宗也忍不住上疏，言自“辽饷”开征以来，“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更有地方官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征收，扣下饷银自己享用。仅“辽饷”一项，已使山东许多地方的百姓负担，较万历四十四年之前增加了六倍之多。

尚在狱中的洪承畴，上疏大骂杨嗣昌杀鸡取卵，逼老百姓铤而走险，直言此举“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徐光启更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上疏直斥杨嗣昌为国贼，“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如此恶性循环，必致大明亡国”。

可缺兵少银，向来是崇祯的一块心病，又刚被黄台吉讹去了50万两，因此天子力排众异，立即同意了杨嗣昌的建议，并深情款款明发上谕曰：“暂累吾民一年”！同时责令各地督抚，加紧催征“三饷”。

江宁孙传庭接到廷寄，愤懑难当，传示左右曰：“此亡国之举也”！

此事不久之后传到韩霖耳中，一番运作之后，上任不到半年的孙传庭被天子削职为民，下旨永不续用。而南直隶总督一职，由韩霖的三弟韩霞接任。

杨嗣昌凭借一张巧嘴，让天下民脂民膏尽为朝廷收割，崇祯满心欢喜，擢其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广军务，全权负责剿匪事宜。

都龙寨黄家大宅，沐天波，钱士晋和黄定海父子，正在商议如何对付张玉衡。

黄定海问道：“钱大人，此事说来蹊跷！韩霖追杀张玉衡，王来聘主持绿林大会，这些天子应该是知道而且默许的！却为何画蛇添足，颁布什么三条禁令”？

黄乘龙也跟着附和：“杀不杀张玉衡也就天子一句话的事，何必如此麻烦”？

钱士晋微微一笑：“天子投鼠忌器，担心背上忘恩负义，谋杀长嫂的千古骂名！所以这些脏活，只能由韩霖和我们来做”！

沐天波揉着太阳穴说道：“不杀张玉衡没办法跟天子交待；可杀了张玉衡等于授天子以柄，毕竟私杀皇后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追求起来咱们都得人头落地”！

黄乘龙笑道：“脏活哪儿能轮到几位大人出手？交给十铺驿丞黄长水不就完了吗？这小子财迷心窍，这几年带着小三百号人，盘踞在老魁窝，忙时务农闲时为匪，最擅长栽赃嫁祸杀人放火”！

三人一齐望向黄乘龙：“你有什么好主意？快说”！

黄乘龙一脸奸笑：“放火！下毒！等张玉衡饥寒交迫，再让黄长水出兵一举歼之！咱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手灭了黄长水岂不美哉”？

沐天波大喜：“长水果然妙计！你放手去做，银子的事包在我身上”！

驿站小院眼看就要盖好了，可玉衡根本没心思照料工地。

玉衡将工地交给乌奴打理，请乡邻杨鸣做向导，每天和龙天正一起翻山越岭，四处寻医问药。

除了泰宁，三位姑娘先后病倒，梅采洁和张嫣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