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间的北京城，比起成祖朱棣当燕王时改建的北京城，已经大大的不同了。

在明初洪武时期的基础上，经过永乐、嘉靖两朝的大规模扩建，以及历任皇帝不间断的小打小闹，如今的北京城已经是具有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层城廓、方圆七十里的巨岜，从空中以飞鸟的角度看下去，北京犹如一个庞大的长方形，四面高墙深厚，北面邻燕山，南面俯瞰华北平原，东靠渤海，虎踞北方紧锁大明的国门。

这样巨大的城池里，房舍多如牛毛，就在徐光启暗暗偷笑的文渊阁皇城以西，一道城墙之外的内城里，权贵大宅密布的金台坊中，一座高墙护卫的宅院之内有一间地龙撩烤的花厅，香茶升腾冒着热气，三人围坐，轩窗半掩，淡淡寒气带来户外偌大庭院的宜人雪景。

室内靠墙都是书架，满橱子集，旁边悬挂水墨山水，长条书案上摆着铜镇纸瓷洗壶，满屋书香，与茶香参合在一起，读书人独有的气氛几乎就要溢出窗外去。

桌案旁坐在主位的，是宅院的主人，大明前任内阁铺臣钱龙锡，他的左手边，坐着曾经一起在文渊阁当大学士的李标，而坐在李标对面的，则是三人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的黄道周。

茶水很暖，谈话正酣。

“这么说，福建大捷是真的了？”钱龙锡把一口温温的龙井咽下喉咙，撸着胡须慢慢的问：“熊文灿没有作假？”

“没有作假，我那时正在福建，亲眼看到水师剿匪，那个干净利落，绝不是作假的子能打的仗。”黄道周忙答道：“那些海盗个个凶悍残忍，不可能是良民假扮的。”

“如此说来，这个熊文灿倒是有些本事。”钱龙锡笑起来，但却是冷笑：“想不到阉党提拔的人，也有能力出众的个例，难得，难得。”

“钱大人，现在可不是夸他的时候。”李标却皱起眉头，看着桌上的几封信函：“叶家连来好几封信，都是痛骂熊文灿包庇当地，作恶民间的，言辞激烈，证据确凿，若是熊文灿剿匪有功属实，岂不是坐实了在大田犯下几十条人命大案的正是海盗，而不是那些夷州？”

“叶家的案子，到底是谁做的？”钱龙锡放下茶杯。

“叶家说，卯定是夷州军痞干的，一个黄昏就屠害了整个坞堡，那可是坞堡，不是寻常村落，有高墙厚门的，寻常贼人，光是打进去就很难，更别说杀人了烧房了。”黄道周回答道，他从福建回来没有多久，具体情况很清楚：“福建按察使司结案说是海盗作乱，可是大田县距离海边快两百里，什么海盗能上岸那么远？当沿途巡检官兵是泥巴捏的么？何况叶家是挖矿的，与海盗根本不挨边，海盗为什么要爬山涉水去寻叶家晦气？”

“说的在理，如此看来，案子是夷州军痞做下的，板上钉钉了。”钱龙锡又捋了捋胡须。“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还能为什么？叶家挡了他们的好事！”这回换做李标说话了，他愤然道：“叶家在福建家大业大，即开矿山，也有田地，这些产业都急需人手，所以他们在当地许多村落都有雇工招募，有些地方整个村子都是叶家的雇工，那夷州军痞趁着福建大旱，借赈灾的名义拐卖人口，每月都有几千人过海去夷州。钱大人，他们把人都拐跑了，谁人来种地？无人种地，粮食又从何而来？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人靠什么活？人都活不下去了，朝廷赋税又靠什么来征收？”

黄道周补充道：“不止如此，夷州军痞在澎湖断海，截断商道，所有南北交通的商船必须在夷州鸡笼交易买卖，赚取了巨额利润，比月港督饷馆还厉害，沿海各地海商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啊。”

钱龙锡勃然变色：“这是动摇国之根本、与民争利！”

“正是如此。”李标道：“夷州军痞在海外占岛为王，截断海道，犯下不法之事，朝廷无暇去理会，他们就得寸进尺，把手伸进了福建，掠夺人口，破坏农耕，叶家拿了他们犯案的军人，从小了说是保护自己的佃户，往大了说是维护朝廷的命脉，虽然打死了个把军人，但却是出于义愤，并无不妥，夷州军痞就悍然报复，灭门烧房，真真嚣张至极！”

钱龙锡皱眉：“这么说来，福建三司，包括巡抚熊文灿，都在包庇军痞了？”

“绝对是这样，熊文灿为了政绩，依赖海盗出身的澎湖游击聂尘打击海盗，所以故意包庇恶徒。”李标叹道：“殊不知这是饮鸩止渴、养虎为患呐，盗贼招安，从来不会归心，只能利用利用，不可长久依靠，否则早晚会反噬叛乱，陕北流贼，招安了多少，不是常抚常反吗？”

“熊文灿这糊涂虫，目光之短浅，亏得还是封疆大吏！”钱龙锡怒极，拍手重重击在桌案上，把上面的砚台都拍得抖了一抖。

李标道：“若是熊文灿的捷报呈上天听，皇上正为最近各地军情烦恼，突然看到这么一件大捷，高兴之下，一定会提拔熊文灿，这人虽然无党，但总非正人君子，若是跻身朝堂中枢，对国家绝无好处。应该想办法阻止。”

“可是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