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户区的改造，不仅在汉东新区是棘手的难事，放在全国来看也都是各地城市建设中的难题，也是全球城市发展中都要突破的一个难点。

而城市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两大效应：

一是人口的聚集和增多。城市的多种产业可以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完善的设施配套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与生活条件，这两点使得城市在与乡村的竞争中具备极大的优势，不断有大量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他们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时，也满足了城市各个系统所需的劳动力。

二是可使用土地的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城市各类设施不断建设，必然会造成城市可使用土地的减少，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土地的建设是因为城市发展的结果，也是城市吸引力和实力的体现；另一方面，城市可使用土地的减少又会造成城市房价的上涨，以及各类商品服务的涨价，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增大城市定居的难度，很多无力承担但又不愿意降低生活水准的人，只能放弃城市，迁移到更小的城市，或者返回乡村。

而更多的人，选择了留在城市，忍受城市的不断增长的居住压力，代价是大幅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而能够提供这种低廉居住水准的环境，也只有那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被遗忘的盲肠。

这就是棚户区能够存在的根源。

每一个城市在起步阶段，都会迎来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这些外来人口依附在城市边缘，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搭盖了简陋的房子，开始定居和生活。

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好，通过运气也好，先后搬离了这个社区，但更多的人一直停留在原地，就跟他们的父辈一般。

而城市却在不断发展壮大中，而且发展的速度远远大于这些人的阶层提升速度，城市的发展总是先朝简便廉价的空地而去，那些简陋的房子很快就被新的大楼和设施所包围住。

由于城市可使用土地的总量有限，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当那些简便廉价的空地已经用完时，开发者们回过头来，只能瞄准那些在发展中被围起来的棚户区。

这时候，那段被遗忘的盲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但是，要让这段盲肠发挥价值，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虽然国家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但这些棚户区里的居民长期居住于此地，基本都拥有自有房产的产权，要对这里的土地进行重新开发，必须依据法律征收并拆迁。

要征收拆迁，就必须补偿或者重新安置这些居民，而这些工作都不是光靠政府的努力就能做得到。

一切都要钱。

“钱从何来？”

高维诚给任平生算了一笔经济账，国博园所在的棚户区拆迁涉及人口20万户，按照“拆一补一”的标准进行重新安置，需要建设户均面积在50平方以上的房子1000万平方米，按照汉海市当前住宅建设的平均造价2000元/平方米来测算，至少要投入200亿元人民币才能完成这项工程。

而汉东新区年财政收入才280亿多一点，除去三农、教育、卫生、福利等固定支出，能够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只有90个亿，而且还有很多项目都要在90亿里开支，挤来挤去，能够用于国博园建设的不到10个亿。

虽然国博园的建设，中央和市里头都有资金支持，但满打满算也只有30个亿。

相比起200亿的预算，那30个亿只是杯水车薪，连安征迁所需的启动资金都不能满足，谈什么建设呢。

面对高维诚疑问的目光，任平生面色如常，平静道：

“高伯伯，你对'辽阳模式'了解吗？”

高维诚的双目凝重了起来，任平生这一句话，好像拨云见日般，一下子给他照亮了方向。

“辽阳模式”是2004年起，辽阳省在工矿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摸索并独创出的一套“政府资金引导，市场化多元融资”的模式。

简单而言，“辽阳模式”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引导政策性金融贷款启动项目，再通过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减免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参与棚改的社会资本优先获得棚改后的土地开发权，三方合力做好棚户区改造及后续开发的一系列工作。

“辽阳模式”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它改变了之前棚改工作严重依赖政府财政投入的弊病，有效地通过多元化的手段引入社会投资来参与棚改，即解决了政府投入过大的问题，又能够给社会资本带来可观的收益，而棚户区改造后带来的商业价值提升，又进一步加大了城市的吸引力，助涨了土地出让金的提高，回头来还能反哺政府财政，可以说是让群众、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开发商四方共同获利的一个模式。

“辽阳模式”的成功，不仅成为后世国家主政者在全国推广的一项良政，还得到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一致认可，被视为中国在破解城市化难题上做出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