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昷之和苏舜钦在那边仔细研究那几本册子，杜中宵与几位武将闲谈。

从今以后，杜中宵的主要精力将放在常平仓和编练厢军上，营田务只抓大略，张昷之说的不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都管。不由几位官员分担职事，就要交给吏人。

管营田务的两位都是被贬的官员，不过有些不同。张昷之主要就是倒霉，其办事能力没有问题，个人操守也没有问题，甚至在朝中也没有得罪什么人。自他到河北路任职，按说功劳也有，到了最后却全都变成坏事，躲也躲不掉。从一件事脱身，第二件接着就来，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就以被王则牵连之事来说，有人说他曾放走的李教是王则起事的谋主，结果叛乱平定，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找谁说理去？偶然有这样一件事，朝廷可以置之不理，几年之内接二连三，不贬你贬谁？点被不能怨社会，只能受着。

与张昷之善于处理吏事和实事不同，苏舜钦少年成名，又是大族出身，被别人吹捧惯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没错，但读了两本书，就觉得可以指点江山，挥斥天下了，早晚会出大事。特别是天天慷慨激昂地批评这项政策，指责那个人，自己却不注意小节，不做实事，简直明摆着让人来弄你。以苏舜钦在庆历年间的状态，出事几乎是必然。只是打击这么重，出乎意料，他自己也难以接受。

现在的苏舜钦，一方面犹自愤愤不平，觉得当初冤枉了自己，是因为党争自己才落得这个下场。另一方面，数年削职为民的生活，而且还是以最被士大夫所不耻的监守自盗的经济犯罪名，整个人都变了很多。最少现在，他不再动辄评点朝政，臧否大臣，肯用心去做实事了。

饮了一会茶，杜中宵对杨畋和刘几道：“富相公在京东路整编厢军，裁汰老弱，四时教阅，甚有成效。前几年月，朝廷赐了营田务厢军军名，寄以厚望。我们应当以京东路教阅厢军为榜样，把营田厢也编练起来。我不曾带兵打仗，虽有此心，却无处着手，一直烦恼。两位钤辖，刘钤辖在陕西路曾经与党项作战，杨钤辖在荆湖路曾平蛮乱，一南一北，各种兵马战法都见过了，不知对练兵有何见解？”

刘几道：“依我在陕西路所见，本朝兵马与党项比，将不勇，卒不悍，着实难以匹敌。而且军纪涣散，军令不行。党项兵马，数万人集于一处，鸦雀无声。用军食，贼酋用筋箸，众贼才敢举手。如此才能万众如一人，两军相遇，无敌不克。”

杜中宵道：“钤辖，不是我挑你话里的毛病。西北三场大败，我都仔细看过战报，我军败北都是敌情不明，被敌所乘，四面包围，以多打少。两军列阵而战，哪怕本朝兵马少于党项，也不落下风。以三川口之战为例，刘太尉数千人被党项数万人围住，尤能奋勇杀敌，力竭而死。最后禁军有数千人逃回，殃于阵前者不过十之二三。若以杀敌数，禁军死一人，党项最少要死两三人，这与钤辖所说不符。”

刘几听了一时语塞，愣了一下道：“前线将士，俱是如我刚才所说那样认为。提举觉得前线将士说的不对，敢问认为败北的原因是什么？”

杜中宵摇头：“我未身临前线，又如何说得出来？只是从战报来说，不是那个样子。我们练兵，一定要基于事实，实事求是。才可真正找到自己短处，发现敌人弱点，扬己之长，避敌所短，战而胜之。”

见刘几面色不悦，杜中宵又道：“钤辖，我们议论战事，不过各抒己见，找出真正的问题来。不做意气之争，没有高低之分。一切靠事实说话，谦虚谨慎，才能有所得。”

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后人传说，宋朝的国力都大强于契丹和党项。但真正打起来，却每每败多胜少。杜中宵学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实力是国力的体现，怎么会出现宋朝这种事情的。如果认为宋朝的国力不如契丹和党项，各项统计数据都不支持，经济、文化和制度，宋朝都应该领先才是。偏偏就在军事上，除了初立国时讨平各个分裂势力，对上北边的游牧政权，打一次败一次。

这其中肯定有原因，杜中宵就是想找出这个原因来。找到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治疗顽疾。而不是靠着一时奋起，一时侥幸，打个胜仗，暂时掩盖危机，后面惹出更大的祸事。

宋朝军力不振，武功不彰，前世他那个年代，流传最广最被认可的，是因为重文轻武。或者有的人退一步，不是重文轻武，而是崇文抑武。武将军人地位不高，当然吸引不到人才，打仗不卖力，造成各种各样的弊端，只能够打败仗。特别是与敌人比较，他们是全民皆兵，都是武将当权，烧杀掳掠几乎全无顾忌，就是一群武装起来的强盗。甚至认为，因为崇文抑武，汉人失去了血性，只能任人鱼肉。还兴起过什么狼精神，狼吃肉，良民只能被强盗抢掠。

杜中宵也曾经这样认为的，自己练兵了，就知道这说法靠不住。就跟刚才刘几说的一样，不去找真正的原因，而只是或者因为随声附和，或者因为现实需要，捡了一个说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