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比不当年的阳宫了。忽必烈又修了一次，也就只能作为行宫使用。

“陛下，如今长安宫殿已经修了快两年。微臣以为，反正一年多后就能迁都长安，不如不要迁都洛阳，不然到时又要迁都长安，颇多不便啊。”韦素道。

李洛摇摇头，“这河南刚刚恢复，河北河东元军虎视眈眈，贼心不死，要是朝廷仍然在江陵，中原百姓就会人心不稳，朝廷也鞭长莫及。所以，朕必须要坐镇洛阳。”

此时迁都洛阳，一年多后又要迁都长安，这的确很折腾。可要是皇帝不坐镇河南，就难以尽快恢复中原元气，也不利于大唐整合中原民心。

洛阳不但能看住雍州，也能防备河东河北的元军南下。李洛此时坐镇洛阳，既能使得唐廷在正统大义更占优势，也算是“天子守国门”。

而且，洛阳是隋唐京杭大运河的中心枢纽，往北直通大都，往南直通临安，往西直通关中，水路运输十分便利。

韦素汗颜道：“是臣愚钝了，诚如陛下所言，迁都洛阳才是策，利大于弊。那么，等到益州，雍州，恒北战局转危为安，就可迁都洛阳。眼下，陛下可驻跸洛阳，江陵朝廷和皇后太子，倒是可以缓一缓。”

李洛颔首，“那朕就不回江陵了。三日后直接去洛阳，天子守国门！”

天子守国门？

韦素一愣，随即立刻说道：“好个天子守国门！陛下之心，昭昭日月，浩浩天风，千古圣王，莫能先也！”

他可是从来没听过，天子守国门这句话。李洛这句话，更是让他对圣天子之心，高山仰止。

当然，聪明如韦素，是不会宣扬这句话的。因为迁都洛阳只是在暂时防御蒙元稳定中原的权宜之计，真正的国都是长安，长安可不是“国门”。

要是宣扬出去，那陛下将来就尴尬了。

“韦卿拟旨吧。”李洛一指案的文房四宝，“以洛阳为东都，位在南京（临安）、中京（江陵）、海京（洛宁城）之！设置洛阳京兆府，京兆尹为正三品，等同长安京兆尹！”

南京、海京的官长叫留守。而洛阳的官长叫京兆尹，显然洛阳更重要。事实，留守之权比京兆尹更重，可京兆尹代表洛阳是等同长安的存在。

这么干，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

因为洛阳在华夏中的地位，实在太过于重要了。从文化的角度看，更甚于长安，天下无出其右。

华夏的腹心在中原，而中原的腹心就在洛阳。东都洛阳的存在，并不是现实和军事的考量，而主要是凸显中原在大华夏中的本位地位。

长安和洛阳是双子两京，一东一西，相辅相成。两京交相辉映，如一架双轮马车，能够辐射周围整个古九州，也就是大中原的范围。

历史证明，无论南方经济如何发达，华夏的首都始终应该在北方。

韦素笔走龙蛇的拟旨之后，拱手问道：“陛下恢复洛阳为东都，那是不是要重新洛阳宫殿？”

李洛摇头，“洛阳宫殿如今就不修了。等到彻底驱除鞑虏，天下一统，再修建不迟。这洛阳皇宫不修则已，一动就是大工程，非几十万劳工不可。大唐眼下，实在不能再修东都洛阳了。”

韦素松了口气，“陛下圣明，圣天子之仁，泽被天下。如陛下这般爱惜民力者，非天降圣人，无意至此也。据说，开封城北的黄河之水，越来越清了。洛水也更清了，这就是陛下的德行所致啊。”

李洛肃然道：“百姓唯艰，物力宝贵，人主牧臣，皆要慎之，不可不察也。”

韦素拱手长揖：“陛下教诲，臣铭记不忘。为官者，亦当念兹在兹，纵不为良牧，也必为百姓父母。我大唐以道治天下，官守臣道，便是忠君爱民。”

李洛点头：“善哉。然，人心善变，水势下流。这道由谁来矫正监督，不是靠人，也不是靠法，这都是靠不住的。能依靠的，只有利。古人耻于谈利，可行事准则却以利为先。”

“因势利导，关键就在一个利字。武士恪守武道，官员恪守臣道，百姓恪守人道，匠师恪守匠道，为的什么？倘若不守其道的收益，而谨守其道的吃亏，那么还有谁恪守其道？”

“这就是用好一个利字。朝廷教化臣民，礼教约束人心，道家倡导信仰，说来说去就在干同样一件事：让恪守其道者获利，不收其道者失利。这，才是真正的公正，真正的清明。”

韦素大有所悟，喟然道：“臣懂了。取失道者之利，补受道者之利。则朝廷并无多少支出，而能约束臣民各守其道。则吏治清明，正气充沛。”

李洛所说的，其实就是利用利益，来促使全民监督，相互监督，使得好人难以被掩盖，恶人难以逍遥。

这是给了基层监督之权。行使监督权的动力，便是利益。

想发财么？想扬名立万么？想升官么？你可以专门发人之奸。

唐国各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叛道侦缉社。

这种类似于后世私人侦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