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多的税收人员，极大增加了征税的成本。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中国古代与欧洲一样，同时使用了包税制，这种税收制度和后世承包制差不多，年初给你定一个限额，年底税收多了归你，少了你自己填补。这种包税制虽然能降低征税成本，但地方税吏为了自己捞好处，必定要利用国家权力压榨农户商户。这样税收制度的完美境界，“拔更多的鹅毛而鹅不叫！”根本不会达到，同时国家也承受了所有征税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元末就是碰到了这个难题，在国家出现各种天灾人祸后，国家需要钱解决问题，可是蒙古人偏偏采用了民怨极大的包税制，同时蒙古人对各地的汉族官员疏于管理，根本没有什么监管制度，所以国家废了半天劲，收上来的大部分税款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朝廷只得到了很少一部分，却承接了所有的民间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