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熊同杨世禄父子一番交流，可谓是剖明心腹，把全盘的打算说得分明

杨渊很清楚，王应熊的这些作为，归根到底还是站在他立场上的打算。

换句话说，这是王应熊的谋划，而杨家只是他谋划里的一部分。

在明末的乱局之中，如果真的有什么位置适合重整河山的话，应该是南京，而不是成都、重庆或者汉中。

但是王应熊的地图里是不会有南京的。

王应熊与东林为敌，南京是注定没有他位置的，所以也就只有以川汉为基地，另起炉灶，希望能够跟南京抗衡。

这就是为什么在王应熊的全盘描述里，作为留都的南京好像跟消失了一样。

王应熊是不可能把自己的规划放到敌人的大本营之中的，现在在那里最有影响力的是张国维，是史可法，是钱谦益，是东林党人。

但南京是留都，是东南财赋重地，不管是从地缘还是历史上看，自古南北分立，南京都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原本的历史上，掌握着兵力的漕运总督马士英连同六镇，将福王送上了皇位，而东林因为当年的万历年间的恩怨，竭力阻止福王登基，最终深深影响到了南明政权的稳定性。

可即便东林党犯下了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拥立的过程中选错了人，但南京政权之中占据了最高位置的人也都是东林党，东林党人也在建立弘光政权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柄。

如堵胤锡靠史可法的推荐，任职湖广。瞿式耜因为钱谦益的缘故出任广西。内阁、六部、都察院，占据绝大多数职务的也是东林党人。

内阁四人，高弘图、姜曰广、史可法等人皆为东林。

六部与都察院七卿中，钱谦益、郑三俊、徐石麒、刘宗周三人都是东林。

可以说弘光政权的底子就是由东林组成的。

相比较王应熊的身份，不管是马士英还是史可法都是不够看的。

马士英一个漕运总督、史可法一个南京兵部尚书，比起崇祯朝正牌的内阁大学士王春石真的比不上。

王应熊所规划出的这个势力，立足于巴蜀，正是因为他本人与东林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刻意忽略了政治版图之中最重要的南京。

扬长避短，王应熊有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但是杨渊却感觉提前感觉到了杨家跟王应熊不一样的地方。

王应熊与东林之间虽然没有到阉党与东林那种不死不休的地步，但是彼此之间的隔阂可谓相当深重。

但是杨家没有这种负担。杨家出身东林，杨世禄本人也与如今的东林中人关系不错，如果杨家继续加深这种联系，或许日后的南京，未尝不会有杨家一席之地。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王应熊的筹谋跟杨渊对杨家的预期之间就有了分别。

“按照舅兄的意思，将来免不了要划江而治？”杨世禄皱着眉头，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大明王朝以后会到那种程度的。

建奴虽然屡屡破口，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没有办法攻破山海关，不是绕道山西，就是从蓟镇附近破口，虽然也曾经打下一些州县，并且派兵留守，但是最后结果都是给大明军队重新收复。

至于说流寇，卢象升在湖广河南南直隶等地屡屡击破高迎祥、张献忠等人，洪承畴在陕西压着李自成翻不过身。

这内忧外患虽然一时难以根除，但总不至于到了要命的程度。

总不至于到了东晋、南宋那种程度。

“划江而治自然是不会，应当会是安史之后的格局。”王应熊说道：“我朝的制度，万事皆出于中枢，地方要练兵，则兵额需要经兵部核准，若要募金，则要从户部的夏税秋粮之中截取，万事都绕不开六部。但这个局面若要应对这内忧外患是不行的，这地方的权柄定然一日胜过一日，那个时候便是藩镇节度的局面。”

杨渊对此深以为然。

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国家，集权程度越深，往往就意味着效率越低。但是你一旦放权，就有可能面临地方上尾大不掉的情况。

以唐代为例，唐朝的中枢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面对的是三百五十多个州郡，也就是三百五十多个下级部门。

这是南北朝时期的余留，也是人口繁滋带来的必然问题。

仅仅靠三省肯定是管理不好这三百多个州郡的，更别说下面的那些县了。

而伴随着唐代的版图渐入极剩，来自边防的压力也就更大。

南诏和吐蕃威胁四川，吐蕃又对青海、西域、陕西产生威胁，契丹、奚人威胁辽东、河北，如果地方州郡什么事情都等着中枢的命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节度使、营田使、采访使等等官衔应运而生。

这种变化是应对政治形势改变的一种必然。

杨渊觉得如果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