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维持卫所、水寨、巡检司就已是力不从心。”

一遇上实际问题，李太后有时还是会试着说真话的，

“皇上若是要借洋人水师，那募兵又得从沿海百姓里头去招募，水兵的待遇又是一向得低。”

“倘或是为了拱卫辽东、登莱那几处要紧关隘也就罢了，要是仅为了帮洋人打仗，那就太不值当了。”

朱翊钧闻言便点了点头，李太后说得也是晚明海防问题的客观事实。

明朝初年的时候，全国沿海置卫所、建水寨，派重兵戍守，水师军士有敌则战，无敌则耕，粮饷充足，海防亦趋稳固。

水寨的作用主要在于联防能力，可以根据进犯之敌的骚扰路线采取相应措施，从而有效打击海上进犯之敌。

一旦倭寇进犯，远处见烽堠报警，近海有水寨的防御，沿海巡检司进行盘查，上岸则卫所水军围追堵截，从而在沿海地区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

这种统一指挥与分区守备，机动巡剿与近岸歼敌相结合的海防体制，在明朝被称为“巡洋会哨制度”。

但是到了晚明，海禁逐渐松弛之后，巡洋会哨制度便逐渐产生了一系列弊端。

明前期的沿海巡哨军原本以卫所旗军为主体，虽有召募，但仅为少数，且不成经制，多是临事而发，事罢裁汰。

而正统以后，随着屯田制的破坏，以世袭军户制度为基础的卫所制也日益消耗，沿海卫所旗军亦多有逃亡。

一些军官为了得到缺额的军粮，对逃亡者多敷衍塞责，有的甚至索取贿赂，放任军士离去，以致逃亡者的数量愈来愈多。

类似的卫所体制衰退，在明朝各地都有发生，迫使朝廷在水师上也开始用募兵制作为补充手段。

但因为明朝的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朝廷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大规模的募兵数量。

在土地依然用于维系卫所制前提下，数额不多的粮饷是征募部队的唯一犒赏。

而且由于水军兵种的特殊化，为了断绝地方上的利益纽带，朝廷又规定所招募的部队都必须到异乡服役。

比如将相对内陆的山区壮丁，雇佣到沿海地区作战；又将广东沿海的海员，招募到福建去对付倭寇。

在戚继光的戚家军成功的同时，各种类似维系模式的军队，成为了明朝控制沿海的中坚，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又根本无法获得戚家军才有的待遇。

譬如俞大猷平定的那场柘林水兵兵变，就是因为水兵不满于军中待遇低下，这才在接到俞大猷的北上调令后，立刻决定发起哗变。

到了万历一朝，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地区变得极为突出。

沿海各省地方供给水军士兵的粮饷，原是出自两税征解麦米、渔税、商税、屯粮、盐利、课钞等地方税收。

一旦地方上出现偷税漏税、虚冒支领、征解不及时等现象，水军就会被拖欠军饷。

而这几种现象，在晚明又常常在沿海各省出现，因此水兵的招募和补充往往是一个难题。

到了嘉靖时期，各地开始普遍采用行营哨制，也就是抽调卫所军来补充营军。

卫所抽调出来的战士，在营中即为兵，如果战备结束，回到卫所，则仍然为卫所军。

虽然在营哨制下，官员管理人数的减少使得其更加便于管理，同时更加便于灵活的作战，但这种制度离建设战斗力强的先进水师目标却有一定差距。

“洋人都还没开这口呢，老娘娘倒先担心上了。”

朱翊钧淡笑道，

“再者，募兵治军无非是正清税源和清查虚冒军丁这两项，别的还能有甚么？”

李太后见朱翊钧转移了话题，也不过是笑了笑，随即提醒道，

“我是怕皇上一动用水军，外臣们就开始提要助济军饷，接着就又是要在地方上加税。”

“从前胡宗宪任浙直总督时，为了对付倭寇，就请求于常赋外加派‘提编’，在民间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

“其后，又以民壮工食等名目搜括名山寺院香钱、缺兵饷银、脏罚银、山荡税等饷支用度。”

“加税助晌，虽济一时之急，却使浙省民力大困，小民生计无着，倘或官府催逼甚急，则民转化为盗，再用兵剿除，则又得费饷。”

“若民间搜括已尽，军需亦无处可补，当年科道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虽说他是为了献媚徐阶，但其疏中之言也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

朱翊钧笑笑，道，

“老娘娘还是少听外头那些子闲言碎语，胡宗宪当年是‘严党’，先帝都给他平反了，老娘娘倒无端提起这话来了。”

“再说，胡宗宪之事，其中多有可议之处，连《世宗实录都不一定作得准数。”

“这《世宗实录是由徐阶任总裁官主修，张居正续修，自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