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皇上有所不知，其实即使每岁征以三十两，养马州县亦是争相唯求折色，希求免去解俵之苦。”

朱翊钧问道，

“这是为何？”

徐泰时解释道，

“如今许多养马地方，马政多松懈，马匹牧养不得要领，而每年往北京输送备用马，路途遥远，其间难免死伤瘦损，到京后又难以通过考核。”

“许多马匹本身体质容易水土不服，再加上解俵上京的沿路花费，到京之后还要受到内臣势要之家的盘剥，马户负担已极为沉重。”

“若是征俵马匹不符标准，被拣退补俵，反复一二次之后，即便是中产之家，也只能是典卖地房、卖儿鬻女了。”

“许多养马户为免沿途输运马匹之累，便携带足额银两赴京，临期直接在京买马应付征俵。”

“如此一来，乘人之危的马侩、马贩便在京畿附近应运而生、大发横财了。”

“这些马贩作为北京征俵方与南京交俵方之间的媒介从中牟利，与征俵官吏、兽医通同作弊，将老马、羸马验俵通过、收为备用。”

“几次三番下来，兵部便认为与其这样虚耗费用、拖欠马匹，不如直接征收折色，作为库银让军队自行购买马匹。”

朱翊钧蹙眉问道，

“那这些马贩都是些甚么人呢？”

徐泰时答道，

“据臣所知，能在京畿充当马贩的绝非等闲之辈，或是卫所军官、或是与势要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能与验马官吏内外勾结。”

“如今验马官与马贩连同作弊，只要不是从马贩手里卖出的马匹，验马官一概拒收，民户为通过验俵，便只能向马贩高价购买合格俵马。”

“除了马贩之外，催马公差、马科胥吏、看马医兽，均得向民户索贿，如此积少成多，养马民户自然愿交折色俵银，而非上京解俵本色。”

朱翊钧明白了，民户缴马的行政成本太高，因此宁愿交一折色银，也不愿千里迢迢地上京来被马贩和各级官吏勒索盘剥，

“既然兵部一再提升马价银，太仆寺又如何会入不敷出呢？”

徐泰时顿了顿，道，

“现今太仆寺寺库中的马价银多用于边镇买马、修筑边墙，以及一些工费开支。”

“蓟、宣二镇修边募兵之费皆从太仆寺中出，兵部唯恐马银无余，户部则唯恐帑藏不充，二部皆言太仆寺寺库库银乃权宜之计，臣自不敢推诿误事。”

朱翊钧忽然特别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努尔哈赤就在穿越之后立刻下令关闭边地马市，按照晚明马匹这个征缴状况，没了马市岂不是连马都没处买了？

“那边镇买来的马，太仆寺亦不能调拨京中吗？”

“朕记得王崇古总督宣大之时，曾经上疏说夷马性耐寒劳，骨任驰骋，虽大小不齐，而均非内地虚膘无力之种可同。”

“且北直隶、山西各处商贩，连年市获夷马，喂养有节，各边军士领获市马壮健既多，倒死已少，蓟镇官军每遇市期，官私各以银货市马数百匹，各省官价岁补马额，节省财力，可谓马政之良方。”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朱翊钧是相当推崇王崇古的想法的。

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内地马质次价高，耗费人力物力，且经济效率极低，境外同类商品无法进入内地市场时，只得勉强接受内地产品。

可是明廷与蒙古的贸易既已达成，同类进口商品不但质优价廉，而且获取便利、经济实惠，产量也有保障，两地产品虽稍有不同，但只要通过技术调整，完全可以实现替代。

撇开李自成的家庭因素，朱翊钧也是赞成用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去替代让百姓十分痛苦的民牧官马的。

徐泰时笑了笑，抬手捻了一下下巴上那疏疏朗朗的胡子，别有意义地回道，

“夷马素不堪辔勒之羁，惯食野草，不服料豆之温，兼以内地炎热而夷方寒冷，若非调习喂养，必致疮癣易生，故而胡马不堪寄养于内地，自是不能调拨京中。”

朱翊钧觉得徐泰时话里有话，即使晚明有小冰河期的气候问题，可蒙古和北京的寒冷程度理应并无能影响到生物生存的巨大差别，

“可是边镇为每年太仆寺拨给的年例银而不肯饲养胡马？”

这个问题朱翊钧在现代研究明史时是注意过的。

理论上来讲，明廷从蒙古购买的胡马不但可用于边镇，经过调养训练亦可用于京营。

但是即便到了财困马乏的崇祯年间，兵部及太仆寺的主流观点依旧是胡马不堪用，山西马市所得到胡马，不但不能作为京畿寄养马，甚至于三关官军骑操都成问题，只能变价出卖，再买好马骑操。

原来是现代人的朱翊钧只是以为这是马匹娇贵，中国地理气候状况有所差别的缘故。

可直到他如今自己当上了皇帝，在亲眼见过了晋商范明，又对话了徐泰时之后，心中便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