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大明肯定也有坚持不挂洋旗的海商，譬如后来的郑芝龙。

郑芝龙的解决方法比挂洋旗更简洁一些，他直接入了洋教，改了洋名，娶了日本老婆，倘或放在现代，定能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

大明的营商环境如此，怎么能怪海商不爱日月旗呢？

“朕不是怕杀人。”

朱翊钧强调道，

“朕富有四海，若是仅缺那账面上的一点儿银子，东挪西补得怎么都该凑上了。”

“若差百十万两，朕问都不问，差三百万两，朕说那是情有可原，就是差五百万两，明年秋决时，朕无非是劳动着多画几个圈。”

“可要是差了一千万两、一万万两，四弟，你说这是能靠杀士绅解决得了的吗？”

潞王当即就给皇帝算了一账，

“臣以为没甚么解决不了的，我大明子民四万万人，就是皇上缺那一万万两，分摊到天下人头上，每个人才出四两银子。”

“但倘或皇上将洋人放了进来，其实放进洋人也无妨，我大明国富力强，哪国的洋人来了都不怕。”

“臣换个更具体的说法，若是皇上将洋人的那套规矩放进了我大明来，代替了中国的天道，那这原本能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银子，才真是收不上来了。”

不得不承认，朱翊镠的担忧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后来晚清的败局正是朱翊镠这一番言论的最佳映照。

帝国的统治者既不敢全然放中国人走出去，也不敢将洋人的规矩全放进来。

既要维护自己在帝国中的特权与统治，又时刻畏惧自己的统治被外来文明所逐步瓦解。

朱翊钧笑了笑，道，

“既然四弟先前说朕是圣天子，那朕又怎么会怕被洋强盗坏了大明税基呢？”

朱翊镠淡笑道，

“皇上若不信臣所言，臣也只是白说一句罢了。”

朱翊钧道，

“朕耳听为虚，四弟却是眼见为实，虚不胜实，朕自然相信四弟。”

朱翊镠笑了一下，道，

“皇上圣明。”

朱翊钧又道，

“出海的事，朕就不勉强四弟了，不过这宗禄嘛，到底还是要削减的。”

“四弟哪日要回心转意了，也不必再问老娘娘了，直接递了奏疏上来就是。”

朱翊镠笑了一笑，连他那副宽肩都跟着耸了一耸，

“皇上可真是对臣寄予厚望啊。”

朱翊钧回道，

“朕是对海贸寄予厚望，四弟，你现在是不知海贸的好处，待永年伯和郑国泰有了成果，你再下定论也不迟。”

朱翊镠“嗬嗬”直笑，

“那是皇上的成果，臣可不敢贪功。”

朱翊钧觉出朱翊镠话音不对，不禁追问道，

“怎么？这事儿还没办呢，你便又觉得定是办不成了？”

朱翊镠回道，

“要单是办海贸，那倒没甚么不成的，只是皇上同时又添上了海运……”

朱翊钧接口问道，

“海运怎么了？”

朱翊镠摇了下头，笑道，

“没甚么，只是臣去岁在闽粤，见到中外海商往来经贸，多用福船、老闸船和戎克船，而我大明漕运所用之船，则皆为沙船、宁船、蛋船或卫船。”

“海运较漕运而言，航线短，路程快，连所用之海员水手都能轻减许多，想来海运一开，假以时日，漕船必将被一一淘汰。”

朱翊钧一直为自己那个“以默许海商经商特权，而换得海商无偿运粮”的绝妙主意而沾沾自喜，

“技术进步，当然会导致优胜劣汰，即便有朝一日海船取代了漕船，这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朱翊钧说到这里，甚至还想向朱翊镠详细解释一下甚么叫“市场竞争”。

他觉得朱翊镠轻视市场经济，是被帝国体制驯化的必然结果。

朱明王朝的万世子孙们都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了，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去深入了解甚么是“自由市场”。

“臣粗略地算了一账，我大明漕军十二万人，即使那些海商全都舍了自家水手不用，专从现成漕军里头雇人，按照海船的形制体量，那也是雇不完的。”

朱翊镠装模作样地朝皇帝掰了掰手指道，

“倘或如皇上所愿，将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便意味着这十二万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漕船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

“这些人谋生无术，既做不了其他买卖，也读不了书，除了成立第二个白莲教，那些漕军甚么都干不了。”

“到头来，要么是寻海商的麻烦，要么是造了官府的反，总之他们是绝不会甘心就此被皇上的‘市场’所淘汰。”

“臣自知才疏学浅，因而实在不敢问津这等‘市场’生意。”

朱翊钧一时没有听懂朱翊镠的逻辑，

“裁汰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