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无不为利所获，物必见腐而虫生，唯有官少隔膜，商少自私，则虽存在一利己之心，而官商兼得其善也。”

申时行却道，

“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无权者而与有权者竞，则有权者必胜，以无势者而与有势者争，则无势者必失。”

“皇上虽有‘官督商办’之说，可天下诸事，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致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

“臣自愚见，倘或商局得利，则其利必先致官而后达民，倘或商局生害，则其害必先致民而后达官，如此则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如何不会物腐虫生？”

其实申时行说的道理朱翊钧都懂，也无法否认。

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国情，即使朱翊钧当了皇帝，也没办法突然就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国情给全部扭转过来。

朱翊钧要有这样的本事，他在现代也不会只是一个区区历史研究生了。

朱翊钧的想法是先通过勋戚名义上实行“官督商办”，然后等那批民间海商壮成了声势，形成了像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海商们由利益驱动，自行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局面，再自然将轮船招商局从“国有”变为“私有”。

这个想法当然是断断不能提前就跟大臣们说明的。

晚明的风气再如何开放，毕竟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将国有产业私有归商”这个念头实在太惊悚了。

何况这个念头若是出自自己这个万岁天子口中，惊悚的效果怕是也要被相应地放大一万倍。

因此朱翊钧并不同申时行解释自己的实际想法，一是因为挑战古人心理底线的时机还不成熟，二是申时行现在还有许多用处，

“先生所言甚是，既如此，朕便在任命勋戚之余，将这轮船招商局拨由内名下统领，永年伯同定国公若有不周到的，先生自可与他们商议。”

申时行见皇帝只提及王伟和徐文壁，全然不说郑国泰如何，于是道，

“勋戚贵重，皇上迟迟不立储君，臣……”

朱翊钧挥手打断道，

“先生位至今日，已是一品六年考满，朕赐先生内大红织金斗牛一表里，再加左柱国，仍兼支尚书俸，给与应得诰命，赐宴礼部，如此上比三公，下兼五品，又何须惧以勋戚之重？”

历史上申时行在万历十六年确实就获得了这般殊荣，朱翊钧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只是他料想这回申时行大约不会在皇帝下旨之后，再三次呈疏推辞封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