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间，张苍，田叔，吴公三人已是来到了殿内：“御史大夫臣苍、少府臣叔，廷尉臣公，谨拜陛下。”

见人都来齐，刘弘只好先放下思虑，轻挥挥手，示意王忠拉来几只筵席，请三人就坐。

三人谢礼安坐之后，刘弘的目光在田叔身上稍停留片刻，随即面向张苍道：“今日常朝，朕所言及之事，御史大夫当尽快处置。”

对于御史大夫内部的审查清理，根本就不是刘弘地主要目的——御史大夫内部究竟有多少贪官污吏，刘弘一点兴趣都欠奉。

说到底，在电子信息网络没有普及的时代，惩治贪官，杜绝贿赂的唯一办法，就是朱重八剥皮实草，用高压政策威慑官僚，使其不敢再犯。

但历史已经证明，朱重八的路子，也同样走不通——老朱一死，官僚阶级触底反弹，带着多年来沉积的怨恨和憋屈，报复性的受贿贪污；比起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汉、唐都曾为人不齿的‘冒名顶替武勋’‘以民首为虏首’等操作，在晚明几乎变成了常规操作。

所以，刘弘根本没有指望靠自己的一张法令，就彻底杜绝贪污受贿——在汉律之中，受贿本身就不违法；违法的是贪污。

具体而言就是：中央下达了‘修造水渠’的任务，官员收了某人的钱，就将这个‘工程’交到了此人手中；那只要最终，这段水渠保质保量的建成了，中央就不会在意这个官员从这件事里收了多少钱。

也就是说，只要本职能做好，那这种收人钱财，就属于‘受贿’的范畴，顶多被舆论所不齿，并不会触犯律法。

那什么样的‘收钱’，才会触犯法律呢？

同样的例子，中央要求某地修建水渠，官员为了牟取好处，将中央拨下来的‘修渠专项款’给吞了，导致最终建造出的水渠质量出现问题，这就会被法律制裁。

为了私利吞国家的钱，并因此影响了中央下达的任务，这就属于‘贪污’的范畴；这种行为，便是御史大夫派往全国各地的‘采风团’所要关注，并上报朝堂的。

正常情况下，御史大夫发现这种状况后，并不会直接报给朝堂或者皇帝，而是查一查这个官员的底细，找出此人的举荐者——在汉室，具备举荐资格的最低标准，是‘秩二千石’！

这就使得，几乎所有的举荐者，都起码是地方郡守！

找到这位‘贪污’官员的举荐者之后，御史大夫就会以个人的名义，修书一封，送往这位封疆大吏之手，隐晦的将此事的概要表达出来：公举荐的某某官，似是不修私德啊···

得到御史大夫亲笔所书的‘私人书信’，身为举荐者的地方郡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为了乌纱帽，而为此事给出个交代。

——心软一些的，就会让贪污官员辞官，回家种田：心硬一点的，更是直接让贪污官员‘羞愧自杀’！

对于‘受贿’和‘贪污’，刘弘大体上还是比较认可此时的价值观的——尤其是在屁股真正放在皇位之后，刘弘愈发渴望出现一个和珅那样的‘奸臣’了。

能在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按时按量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对于封建官僚而言已经足够了，刘弘也不指望更多。

刘弘让御史大夫内部审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堵住朝堂的嘴，为之后的全面审查做铺垫！

诚然，刘弘也没想通过掀起一场反腐倡廉运动，就让汉室官场变成一池清水，这不现实，也没有实际操作性。

刘弘想做的，是借此改革汉室财务记录制度！

——在少府售粮于东市期间，刘弘出于前世从影视剧中学来的‘官场之术’，也出于对自己的举措‘审查’的目的，简略扫了一眼少府的账簿。

当时的状况，可谓惨不忍睹来形容！

——刘弘至死都忘不了，那本比之流水账还不如的账本，居然是出自于汉室，与财务关系最深的少府！

——某年某月某日，售粮多少多少石，得钱多少多少···

整本账簿，统统是这种流水账！

当刘弘问及：少府今有粮几许，钱几何，其余物资各多少的时候，少府官员在刘弘目瞪口呆之下，说下了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陛下稍等片刻，臣这就去数···

数！

现数！

对库存，少府官员连大概的估算都没有！

这种情况，有人把少府搬空一半，刘弘都察觉不了！

就更别提丞相府掌控下的国库，以及其他各属衙的财务部门了，根本就是筛子！

刘弘满是惊疑的将那份由原少府监记录，并被老太监王忠从少府偷出来的“账本“重新翻出来，仔细查看过后，发现就连那份账本，也是以流水账记录的！

某某侯拿走了多少金，多少铜钱，亦或是武器军械、珠玉财宝，都是一条条陈列，完全没有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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