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参与过任何间谍活动。

这个结论，和所有的证据、证词都收入一份文件。

委员会的听证及结论后来都公开发表，并呈送苏联最高检察院备考。

两个月后，美国国会监督赫尔辛基协定的执行机构“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关于库达耶夫、亚历山大金斯伯格和尤里·奥洛夫案件的听证会。

爱德华受到邀请代表库达耶夫夏进行胜诉，而代表金斯伯格的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代表奥洛夫的拉姆齐·克拉克都是司法界成名已久的高级律师，大型跨国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显然，爱德华在司法界的咖位已经和接手此案之前有了天壤之别

最后爱德华向委员会汇报了库达耶夫的最新情况：苏联当局已经指定一位叫西尔维亚·杜布罗夫斯卡雅的女性律师作库达耶夫的辩护人。

随后他向宣读了德里南神父发给这位苏联律师的一份电报:

库达耶夫的母亲已经委托爱德华·杨代理他在美国的利益并传唤了许多已离开苏联的证人，并留下了至关重要的证词。

很显然您手边暂时没有这些证词，而这在替库达耶夫辩护时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并不想干涉您对他的代理，也不想涉及苏联合法的国内事务。

爱德华·杨先生想和你见面，以同行的身份做一次纯粹免检，把我们利用独有的途径收集到的证词材料提供给你，以作为参考。

本着合作和互谅的精神，我们准备随时前往莫斯科。

……

这封信的结果，当然是和邀请多勃雷宁大使旁听听证会的结果是一样的……泥牛入海……

不知道西尔维亚·杜布罗夫斯卡雅在收到信时会不会痛斥，一派胡言！

在以库达耶夫的名义作出这些公开努力之外，还有一些私下的努力也在进行。

比如国务院系统安排了和苏联官员的会面商讨，也提出了外交建议，还建议互换犯人，同样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但坏消息却来了。

苏联当局忽然宣布，将于近日审判阿纳托利·库达耶夫的重大叛国罪。

具体罪行是:在1970年和1972年之间，被告曾向“西方外交人员、情报人员、及一个在莫斯科披着记者外衣的外国军事情报机构特务”提供国家机密。

这是可以直接判处死刑的指控。

这如同一盆凉水泼到爱德华脑门上。

实际上在接手这个案子后，爱德华的想法很明确-第一要保住他的命，老实说这个并不算太难，只要莫斯科最高当局没有发疯就不大可能判处他死刑。

其次就是让他获得尽可能轻的判决，无罪释放当然是好，但显然莫斯科方面绝对不会那么好说话。

他觉得通过各种努力，让莫斯科提起公诉和判决时多少有点顾虑，随便按个罪名，判个三五年意思一下。

库达耶夫已经被关了一年多，然后弄个保外就医出来，驱逐出境，那么双方皆大欢喜。

可是一旦宣布进行叛国罪审判，根据爱德华的苏联法律知识，量刑的起点就是十年！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一不做二不休了，直接约了一堆记者跟拍，他去苏联大使馆提出签证申请。

理由是要去去苏联代理委托人，或至少是旁听审判库达耶夫。

除了记者，还有一堆律师同行也提出这种要求。

他们没有代理协议，但都要求旁听。

于是苏联驻西方大使馆被骚扰的不胜其烦。

当然，申请肯定是被拒绝的，这毫无疑问。

在审判前几天，各种活动频繁。

爱德华放弃手头一切工作，开始为这个审判造势。

在全国各地穿梭行走，在群众集会上，在议会大厅里，在电视上代表库达耶夫发表各种讲话，总是能赢得无穷无尽的掌声与人们的热望。

显然，作为库达耶夫的妻子，维塔也始终全称出席这些场合。

人们被她的美丽与对丈夫的爱而深深感动。

当爱德华为了库达耶夫忙得汗流浃背气喘嘻嘻之际，后者也没闲着，在他狭小的牢房中酝酿答辩词一真正在法庭上作的答辩。

在审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库达耶夫在16个月的强制沉默后第一次有机会讲话。

当法庭命令他作出最后陈述时，他站起来，不说话，然后转了个身，背对着法官，他直接对着整个法院里唯一个愿意倾听他，并把他那勇气过人的话语传出去的人讲话。

那是他的弟弟列昂尼德。

以下是他发言的一部分: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审判中为自己辩护是徒劳的，这个案子从一开头就是无望的。”

这时听众席中有人高呼，高喊:“应该把这种人吊死！”“吊死他，吊死这个叛国者！”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