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前脚刚走，后脚王长更就偷偷回来汇报消息了，“东家、掌柜的，元亨的四台机器全开了，今天夜里也没歇着，一次投染了二百匹，要一口气把三千匹布都染完掌柜的，人家那么多机器，咱什么时候能撵上人家呀！”

“呵呵，不着急，下一台机器的钱，孙明祖很快就会给咱们送过来了！”用别人的钱给自己添置机器，这感觉才叫滋润呢，然后盘算起来，“白天黑夜不停地干，烘干，再加上拉宽拉长，还有整平烫熨，咱得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他每天染多少匹你给我记下来，天天回来报信儿，再待上三天，要不他们记不住。”

“这回辛苦你了，三天之后赶紧会周村先避一避吧哦，对了，去账上支点钱，回去总得给家人买点东西不是？”沈隆给王长更批了些奖金。

其它工人，沈隆也暂时给他们放了假，如今民国的企业家对工人可没有这么好，工人上工拿的可不是月薪，而是日薪，一天不上班就少一天的工资，而且工资待遇也非常低，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罢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失业人口太多了，为了活命，有的人甚至不要工资，只要肯给口饭吃，他们就愿意跟着干！就比如沈隆之前打过交道的那些布店，这里面的伙计就没有工资，店里给管两顿饭就行了，就这他们还怕失业。

这也是实业救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梁启超就把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则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称要使资本家能够振兴实业，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是必要的。

1920年，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鼓吹振兴实业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的论调，说工人要求“多给工值”，就会使“实业界蒙其害”，结果使外国更加占据中国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

然而只要读过一点儿资本论的就会明白，他们压低工人工资固然节省了成本，却也让他们失去了消费市场，自家工人都没钱买厂子里的产品，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到底能卖给谁？指望那少数富人怕是不够。

当年英国能拼命压榨童工，号称只要进纺织厂的童工，保证他们活不过三年时间，那是因为英国有着广袤的海外市场，而中国的实业家可没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毕竟他们身后可没有大英帝国的强大舰队。

所以，沈隆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能多给工人一点工资就多给他们一些，这也让大华染厂的工人干劲十足，就算是沈隆给他们放假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直到沈隆下了命令，他们才走，可走是走了，这些工人却没有忘记厂子里的事儿，一回头就来厂里给沈隆报信了。

“掌柜的，元亨请了洋戏班子在昌邦布店门口唱戏呢！新染出来的栈桥牌布和咱们的飞虎牌一个色儿？都卖疯了！”

“不着急，安心地歇着吧，过两天咱们就开工，元亨得意不了几天喽！”沈隆笑眯眯说道，一点儿也没有因为生意被元亨抢走而生气。

沈隆在这边稳坐钓鱼台，孙明祖可是高兴地不行，在办公室里大声发布命令，“下午先装一千匹，船后天下午才开，我让车间连班干，这一天一夜还能染八百匹先往东北发一千五，剩下的留给青岛和省内，再干出来，才发京天，主要是东北，陈六子截了咱的客商，飞虎牌在东北卖得不错，咱不仅要把他赶出青岛，干脆一块儿把他从东北轰出来。”

刘先生拿着账单喜滋滋汇报，“大华原本生产出来的布匹就不多，压根就没库存，咱们断了他们的坯布，他们的生产马上就断了！藤井那边下一船坯布咱们再给拦着，那大华起码得歇上一个月，等一个月时间过去，谁还记得什么飞虎牌？咱们栈桥牌的名声怕是早就传遍整个山东乃至京津、东北了！”

“哈哈哈哈哈！”孙明祖开心地大笑起来，随后几天，栈桥牌在山东、京津、东北大卖，沿铁路一共发出去四千三百匹，水路发出去两千六百匹，就着贾思雅还一个劲催着他们要。

“这下咱们的栈桥牌名声可是彻底打响了！”孙明祖盘算着这段时间赚得钱，还有获取的名声，简直乐坏了。

然而他并没有高兴多久，马上就迎来了一个坏消息，卖出去的这些栈桥牌开始褪色了，灰布成了脏布，蓝布成了学蓝旧布，各地的商户都纷纷要求退货，栈桥牌的名声是打响了，可惜却是坏名声。

他想去找王长更问是怎么一回事儿，然而王长更早就回老家去了，孙明祖当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这是被陈六子给埋坑里去了啊！

可眼下他还顾不上找大华的麻烦，贾思雅还被人扣在东北呢，于是他只能想办法给这些商人退钱，自己承担运费把这批坏布运回青岛。

然而这样以来又有一个新问题，他的钱全砸在藤井的坯布上面了，流动资金已经用光了，想要弄钱赔给人家，就只能把这批布卖了，而现在整个青岛，怕是只有大华能吃下这批布了。

于是沈隆顺利地便宜拿到了这批坯布，在加上藤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