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代王二人离开的身影，朱祁玉不由轻轻靠在榻上，心神有些飘远。

所以说，代王最容易被人拿捏的，就是他懦弱的性格。

刚刚的那番吓唬，换到别人的身上，绝不足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毕竟，有了建文殷鉴在前，朝廷对于藩王能用的手段，其实并不多，轻些的降斥，召斥，禁足，重些的削禄，移封，只要不是大逆之罪，也就到这了。

理论上来说，只要他自己安分守己，朱祁玉其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已故的老代王朱桂。

这位太祖子嗣，可谓是恶行累累，在代藩作威作福，什么擅役军民，敛夺财物，甚至就连他的王妃，中山王徐达之女，太宗皇后之妹，都丝毫不放在眼里，太宗刚刚驾崩，他就把代王妃祖孙几个，全都撵去别院不给衣食，任其自生自灭。

这般行径，引来了朝廷的无数次申斥，甚至先皇曾经亲自下旨，命朱桂不得苛待代王妃及世孙，命他从王府禄米内岁拨三百石给故世子之子，并需遣王府官属教习世孙读书。

但是，面对着朝廷的圣旨，朱桂接是接了，接完就束之高阁，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明目张胆的违抗圣意，可偏偏，朝廷还没法子治他，申斥无用，削禄他也不怕，禁足什么的，他压根就不听，违抗圣旨是大罪，可毕竟也够不上大逆，不可能降再重的责罚，所以，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说白了，作为藩王，只要自己不要脸，真的是可以肆意横行。

当然，这和朱桂的身份辈分有关，其他的藩王，大抵不至于像他一样敢完全无视朝廷的诏命，不过，要说是故意为难，其实也不容易。

这也是朱祁玉选择代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这样的性格，才是最合适去漳州府的。

至于说代王等人顾虑的问题，朱祁玉自然也考虑过。

首先是倭患的问题，有了前世的经历，朱祁玉很清楚，倭患的根源，其实就在海禁上头。

最初东南一带的乱局，源于张士诚的旧部落草为寇，同倭寇勾结，形成了最初的倭患。

为了解决此事，太祖定策立禁，本质上是为了清扫张士诚的势力，但是海禁愈严，让当地濒海的百姓受到影响，东南一带，可耕田地并不多，依靠捕鱼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大多行商取利。

海禁一起，许多依靠行商的百姓都难以为继，继而纷纷成为海盗，伪装为倭寇，行私贩之事，所以说，这些人实际上才是倭患的根源，至于那些真正来自倭国的浪人，数量反而不多。

所以，想要根治倭患，开海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开海有两个大问题，一是一旦开海，会动摇重农抑商的本业观念，让诸多百姓都会趋于行商，进而影响朝廷岁入，二是海禁之策乃是太祖所定，若想更易，实则艰难。

现在朱祁玉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尽可能的辗转腾挪，做出改变。

如今并非是洪武年间，天下初定，百业凋敝，人丁不丰之时，自然要让百姓归于本业，厉行生产。

虽说经过了土木一役，但是，地方各处，受影响却并不算大，尤其是这两年各地受灾之后，出现的大量流民，让朱祁玉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朝廷一方面头疼流民的安置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百姓脱离本业，这中间的矛盾之处，该如何解决。

说白了，不是没有足够的人来耕种，只是百姓得不到自己的田地来耕种，所以在此基础之上，他才有了设立皇庄的想法。

如果说这条路子可行的话，那么，大量的归拢流民回归到本业之上，原本因为担心民间商贾风气盛行，影响本业而对商贾的压制，也就可以松上一松了，这是所有事情的前提。

在此基础之上，第二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开海的问题。

直接开肯定是不行的，如今大明的倭患，说实话，虽然已经是东南积弊了，但是，和嘉靖之时相比，还远远不足。

朝廷对于东南一带的政策方向开始转移，是以嘉靖倭乱为标志的，彼时因为长久海禁，各地松弛，数十倭寇，竟可长驱直入，横行数十日，直逼南京，方被围歼，正是由于此事，才让朝廷真正开始重视起倭患。

在此之后，一方面重整备倭军，厉行捕杀倭寇，另一方面，朝廷也才有官员开始提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观点，最终促成了隆庆开关。

所以事实上，朱祁玉很清楚，祖制并非不可更易，但是，往往只有在出现严重后果的时候，多数人才能幡然醒悟，在此之前，想要改变，确是千难万难。

当然，朱祁玉既然知道了，就不可能坐视不理，开海很难，但是，开一个小口子，却是容易的。

代王说得对，所谓勘察地理，完善舆图，这个由头只要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