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擅杀，而从贼者更是不计其数，要知‘杀戮过重，上天降罪’之说。

你如此……不可……万万不可啊！”

孙传庭眼中闪烁着幽幽光芒，语气无比坚毅地说道：“有道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大明，为报皇恩，我孙传庭即便死后横尸荒野，甚或背上永世骂名，又有何惧？”

…………

拜别洪承畴之后，孙传庭是一刻也不敢延搁，他快马急鞭越过京城而不入，一路直往河南奔去。

此时，孙传庭的身边只有两名家仆和三个亲信幕僚，以及崇祯皇帝从京营中选派给他的十名护卫。

这三位幕僚都是早年就已在孙传庭帐下，如今听闻他被当今皇上起复，才又纷纷寻上门来。

他们的眼界自然不能与孙传庭相提并论，并不能将这个世界和眼前的形势看得真切，所以才会常常在孙传庭的面前指点江山，看他们激扬文字的表现，似乎个个皆有大志宏图一般。

但这些人都是孙传庭下狱前，既已跟随在他身边的老幕僚，无论是人品上，还是忠诚度上都是信得过的，非是那些趋炎附势之辈。

因此，孙传庭也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幕府架子一样看待，路途中也经常与他们商讨入陕事宜。

孙传庭此番往西安赴任甚急，他带着家仆、幕僚和护卫一路策马急行，为的是要抢出时间来与永宁伯张诚会面。

而他的另外两名幕僚还在京中，待操持完后续的一些事务后，才会带着仪仗在剩下的三十名护卫保护下缓缓赶赴西安。

当然，孙传庭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地私会张诚，他打的旗号也是极为冠冕堂皇，先到开封城中与保督张福臻、豫抚高名衡，以及周王等一晤，为的是了解闯贼底细与虚实，好预谋克制之法。

他的这一借口和托词，自然足够掩人耳目之用。

当他们进入豫北彰德府武安县境内，便即遇到了正在此地改编整训的“小袁营”，以及李际遇的“玄武营”。

孙传庭当即便派人持了自己的名帖，前去扣营拜访，并递上了名帖，李际遇初时竟未敢相信，堂堂三边总督怎么身边却只有区区十来个随从？

幸好，勇毅军总镇抚贺飚与王元景二人，皆在此地，他们虽也是心中诧异，却仍是亲自率领众人出迎，一番交谈下来，确认无误后，立刻便派一支兵马护送他们前往开封。

因永宁伯已经派了王元景出任“小袁营”的镇抚官，所以贺飚迅速与之完成了交接，便陪着孙传庭一同回返开封。

路途中，孙传庭每向贺飚打听宣府之事，他总是丝毫不做隐藏，一切皆据实相告，这一是因为他本身就不善作伪，二则是宣府诸事也无不可告人的地方。

当然，内里也有许多黑暗的操作，但这些事情却是非耿直的贺飚所掌握，他就是想说也无从谈起啊！

当听闻贺飚讲到“宣府镇内连各千户所下的小小屯堡百户，都是由永宁伯府亲自下令任命，方才有效，甚至连延庆、保安二州，永宁伯也任命了许多吏目，充任各堡、各乡的里正。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永宁伯的军政命令，在宣府镇内畅行无阻。”

对此事，孙传庭与众幕僚们在陈桥镇等候渡船的那个夜晚，曾有过一番议论，众幕僚们言永宁伯如此作为，恐有造成宣府产生大量冗政冗吏之可能。

然而，孙传庭却对此断然否定，并对永宁伯所施之政赞不绝口……

他对几位幕僚说道：“自古便有‘皇权不下乡’之说，此亦为国朝财力匮乏之根本所在！”

他看着几位幕僚脸上皆显出迷茫之色，便即继续说道：“朝廷对地方上掌控乏力，触手不能及之处，不得不依靠地方士绅乡老来出面，承揽赋税诸事。

而此辈又往往与地方胥吏内外勾结，转嫁负担给无地小民，甚至瞒报田亩丁口，官府税收越少，小民负担则越重。

就如太祖皇帝立国之初，税收尤有米麦近四千万石，而现今才有几何？此皆是里甲制形同虚设，鱼鳞图册与黄册沦为空谈之故也！”

孙传庭的目光移向窗户，又继续道：“现如今，我大明虽大，却虚而无力，便如手足瘫痪之病人，加之宗族把控，豪强坐大，官府越发虚弱无力。

反观永宁伯所掌控之宣府镇，保甲制层层严密，镇朔府之政令军命，如臂使指，层层传递，任是军官士绅，无人可逃赋避税，此为小而坚实，皆是地方吏目得力之故也！”

孙传庭此刻已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乡间自治，已成大明眼前一切积弊之源头。

地方势力逐渐坐大，朝廷官府力量不可避免地退缩，进而引发的便是国家财税机器倒退，钱粮税收越来越少。

在这个时代，如果收不上来钱粮税赋，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既无力赈灾，又无力养兵，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啊！

所以，孙传庭亦因此而认识到，对于地方之事，宁可过严，决不可过宽！

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统筹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