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第一批交州迁移之民到来后十多日，以左栋率众继续往返，第二批会于六月末到来。

至第二批迁移之民，人数将增至五万。安置之地，将不再局限于益州郡之地，临近的越嶲、牂牁、建宁，诸郡地也将成为安置移民的主要场所。

刘釜之目的是，于借青衣卫于江淮，乃至于北方多地，宣传交州收留百姓，与南中安民政策之时，赶在入冬前，迁三十万汉民入南中！

北方曹袁大战一触即发，扬州多地，荆州南北更有多处小规模战事，自会有更多民众逃离而来。至明岁，于各地基础道路，及农田、桑事、商贸，形成基本化割据后，再迁五十万人入蜀。

刘釜不怕人多，根据两月以来，张机由越嶲统计之人口，另有许汲于近一月来，联合本地蛮夷部寨，初步统计之人口。两郡地之人口加起来，不过才六十七万，这可算是两郡地当下最为准确的人数。

蛮夷以寨为根基，汉人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便是导致具体户数难以确定。但并不能改变南中之地，地广人稀的现状。

所以，即是迁移百万之众，凭南中之地广优势，并不畏惧。

这里面有大片的土地可以开垦，因地制宜，以加种植。同样，有大片的山地，可以用来发展畜牧业。再有盐矿等矿藏财富，同为南中发展发力……

想要发展农业，商贸，另有建造器械，储备军力，最重要的就是人。

而民以食为天。

要想解决移民百姓之稳定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百姓之饭碗，且需将饭碗牢牢把握于自己手中。

当下以吕氏、雍氏、孟氏等大族豪蛮处，罚取之财，除必备化使用外，余者全为刘釜从士氏、掸国等多地购买粮食，但只能解决迁出蛮夷、迁来汉民、以及汉军兵士，短时间内的粮食空缺。

所以，发动手下兵士，往来迁移安顿之百姓，恳田，授田，就显得很重要。

在授田之政策之下，行以露田自恳占有之法，即是刘釜用以鼓励百姓主动开垦，提高百姓积极性的主要策略。此策具体实行方面，来源于五月中，诸葛亮由隆中递来的具体恳行之策。

而此中之策，以百姓恳田、将来收赋税之行，刘釜习惯性将之定义为“民屯”。只是此间之于“民屯”，与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初次实行民屯制，相差巨大，倒是于曹操在数年前的民屯制相近。

实以刘釜之于民屯计，百姓之于生活生产，行以官寺管理指导，以行收缴交易之粮。这里之主体，以为百姓，也是让百姓之于获利巨大，有形于农庄模式。便如郑俞一家，待田亩到达一定上限，屯田此地，是以可行雇工之法，加以田园耕种，扩大产量。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军屯”。

军屯制度，发源于汉武帝时期，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即以兵员五、六万之众，于西北之地屯田。此中节点，可以说是往后各朝代，行以军屯之始。

时间辗转，到了元鼎六年（前111年）时，武帝在以朔方、河西、上郡等郡地，治以田官，形成了更为系统化的军屯办法，此略之下，导致六十五万之汉军，加入到军屯浪潮之中。

后又延伸到西域诸军地，可见之，当时之策，便是往后各朝代之策，主要还是于边疆之地实行军屯。原因无外乎于边疆之所在，乃大军集中之地，亦是军粮之所需之地。

直到光武帝再兴汉室，方开始进行内郡之所屯田。

刘釜之策类似，在于益州郡等多地，数万兵士为迁移百姓恳田基础之上，行之以军屯之法。其中屯种者为各部军士，但收集管理者，为田吏。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效仿武帝之策，屯田者，与管理者分开，这也是为了防止屯田之地发生腐败之事。所得之产量，则是由兵曹进行分发统一调度，且接受地方官吏百姓之监督。同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明之正统后期，以侵占军屯之所，以为勋戚、军吏所占，导致屯兵之逃，军屯制度之于败坏。

而以种田为生息之所在，想要获得更多粮食。除了扩大田地面积外，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每亩地之产量。

提高亩产，策略不过数种，一为优良之种粮，二为肥沃之土，三则是为肥料，四以为农耕器具，至于其五则是浇灌之渠。

种粮之事，刘釜在安夷、南安就有实行。时已农人挑选颗粒饱满之粮食，以行收买耕种之用。但实际此策，并非刘釜原本所想。

即要解决民生，关乎吃饭问题，他一直有个打算，即于南中平定后，结合各地区实际，以不同之种植之物，兴建一批农事试验之田，以专做选种之事。

这些于安夷早数年是有推行，但也仅适用于安夷之所种下的几种粮食。南中区域甚大，环境不同，种植作物不同，遂以再行探索。

至于土地肥料之事，多以借鉴《齐民要术》之论。

当下于各地，于百姓户之间，正式下发了“建厕令”，人畜之排泄，将立于溷藩（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