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弃家逃亡。

地虽然种下了，能不能熬到秋收是个问题；熬到了秋收，能不能安稳收货入仓同样是个问题；就算熬到了收完粮食，除去缴给豪族、大名、寺院、武士的租赋年贡，能落到自己手中的有多少，够不够活命，更是个问题。

室町幕府的贯高赋税制度，主要继承自镰仓幕府的“兵米征”，而镰仓幕府的的税收制度基本取自平安朝的“两税法”，只是从实物折算为铜钱征收。

平安朝初年，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再配合“班田授受法”，每户人家可分得五段田地，以为耕种。

受田者每段纳稻两束两把(约当时产量的3%)作“租”，充地方财政之用。成年男子纳绢或丝、绵、布，作“调”；每年服役十天，为“庸”，可用布代。调和庸充中央政府财政之用，另外规定杂徭六十天以下。

随着进入平安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频繁，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官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庄园经济的兴起，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

镰仓幕府的番役钱、兵米征本质就是对“租庸调”的一种延续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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