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难攻的地方互为犄角。

每个村子大几百口人，男女老少下到刚会走、上到九十九，平均两个人一杆矛、四个人一柄刀、六个人一张弓、八个人一套甲、十个人一杆铳、二十个人一门炮。

尽管装备水平参差不齐，皮甲、布面、锁子、两裆、棉甲，都算甲；单眼、三眼、鸟铳，都算铳；碗口、虎蹲、涌珠、佛朗机，都算炮。

但村民里不乏前狮子营伤愈老兵、大明边军逃兵这种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人才，再加上民壮训练，村民看着都像晒蔫儿了一样，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可一声鼓响，拉出去就是两三个全副武装的百人队。

从外省回来的农民军不打粮，还能享受任指挥使的待遇，跟本地百姓称兄道弟互通有无。

可但凡向一个村子打粮，再往后想在延安府行走，路上不是踩地雷，就是走着走着被铳炮打上一阵还找不着人的待遇。

反正人生就是道选择题，高高兴兴出省和快快乐乐上天，总得选一个。

延安府啊，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延安府了。

原本头目们的发育模式非常健康，在山西打了胜仗，回陕北销赃；在山西打了败仗，回陕北招兵。

可是现在，他们不太敢回陕北了，打了胜仗回陕北，手下精兵强卒就想在承运建立的那些村庄安家落户。

打了败仗，残兵败卒更想在陕北落户了。

去年有个首领叫白广恩，在山西打了场败仗，跑回来想招兵，自己的人都跑到村子里落户了，白广恩想去要人，结果被几个保长指鼻子一顿骂。

那些保长身体都不太健全，有的瘸着腿、有的缺个手，但脾气一个比一个大、威望一个比一个高，骂起他来一张嘴就是：“老子跟大帅打穿黄龙山你还给混天猴牵马呢！”

打是打不过，说起话来后起的小首领跟保长们一比，又都算小辈儿，挨骂一点脾气都没有，如果说出去的是流贼头子，留在延安的百姓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坐寇。

而且流贼头子再厉害，也不敢在延安府生事，首先三个村长就能拉出个媲美官军千总的队伍，其次还有任权儿和杨彦昌六千六百营兵旗军镇着，不准他们在家乡闹事。

保长们看见来新人都高兴着呢，一瘸一拐就去了县衙，随手写个条子递给户房书办，户籍就算落了。

有些地方没知县，有些地方县官不敢吭声，延安府这么大的问题，朝廷早在张辇被逮到北京死在诏狱就发现了。

正好赶上神家兄弟叛乱，皇帝就换了个三边总督，不过杨鹤招抚刘承宗的事干的还不错，就把杨鹤扔到礼部了。

新任的三边总督是洪承畴，他早就想解决延安府的问题了，一番探查很是惊喜，大乱之后延安府百姓居然休养生息了，家家粮食基本够吃，有的还有些余粮呢。

洪承畴在心里一算，收上来税，至少能解决延安营的欠饷问题。

他是这么想的：

杨部的战斗力有目共睹，在延安府多次挫败刘贼、援辽时全师抵达服从指挥、在山西对流贼猛追猛打于百姓秋毫无犯，忠诚可靠，是陕西能拿出手的师范部队。

只是近来朝廷对其兵饷兵粮实在难以补给，这才使猛将无用武之地，只能镇守延安府。

杨参将也向洪承畴保证了，只要三个月足饷足粮，延安营可以立即调动，不论是入山西平叛还是封锁黄河两岸，都可以。

洪承畴找到了延安问题的结症所在，一个地方就是再没有组织，像延安府这种有广泛村庄互保情况出现的地方，也有各自的头目，头目就是保长。

要解决收税的问题，就需要把这些人聚拢到一起商谈。

他就不信了，难道这些人真的认为延安府可以永远这样下去吗？

洪承畴去年进驻延安府，向各地保长广发邀请，结果没一个来的。

后来他就用起老办法，既然你们像一块铁板，那我就各个击破，有两个保长接受了他的邀请，被他保举了千总官职。

洪承畴非常欣喜，万事开头难，只要有这俩人有了千总官身，别的保长看了自然也会来投靠他，收税的事情就能解决了。

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别的保长来投靠他，那俩千总回家被村里百姓吊树上打死了。

这不是一个人升官发财的问题，各个村庄确实有点余粮，但根本不够给朝廷交税，而且村里聚集着数不清跟朝廷有仇恨的人，根本收不上税。

两个村子拉出五百多人，携铳带炮一路敲锣打鼓向延安府城挺进，到府城已经成了一支三千多人的军队。

这座固若金汤的府城就好像在城门上写着‘遇兵而开’四个大字，没受到丝毫阻拦，村民们直接在知府衙门前架起炮来，吓得杨彦昌赶紧跑来劝说众人。

反正挺不会说话一人，开口就是你们这些山村野夫没有脑子，延安府这么勉力维持，刚刚能活人，就又搞出此等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