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财税这块实在是废物中的废物。

如果说是社会总是螺旋上升的，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两宋搞的天怒人怨，从宋真宗开始，两宋岁入六千多万贯，大明一年正赋折银后不足两千万两白银。

社会螺旋上升，而大明的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

而鞑清朝末年因为诸多原因，比如清查关税、对内剧烈朘剥、搞土药经济等等，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从八千万两飙升到了两亿九千万两，将近三亿两白银。

这就是鞑清在最后几年的恐怖税收能力，在顶着巨额助军旅之费的战争赔款中，进行了洋务运动、兴建了北洋水师，还给老妖婆修了个院子。

鞑清用最后的时光，体现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对百姓的残酷朘剥。

鞑清灭亡，直接原因是小站练兵把自己直接练没了，袁世凯举着刀让清廷逊位，而溥仪成为了最后一位逊帝。

而根本原因很多，朱祁钰认为其中绝对有一个原因是先天绝症无法弥合的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天平天国运动，汉人的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引起了旗贵人的高度警惕。

旗贵人在太平天国之后，设立了财政局，收回了各省的财权，禁止地方借外债和任何外资在地方的投资，而旗贵人自己在外大量发行国债，出售矿山铁路资产、出售洋务运动官办厂股份等等。

而后旗贵人以建立新军为由，大规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标的汉人绿营，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淮军，从近二十万人锐减到了一百零五营，五万人。

说是要君主立宪，旗贵人搞了一个全旗人内阁，汉臣比例，比之之前历代鞑清的军机处还要低，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国。

在鞑清朝崩解的那一天，遍地都是军阀，是因为旗贵人在不当人这件事上，确实不是人了。

相比较之下，大明弄钱的办法就显得有些寒酸了，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严嵩，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银子就要用严嵩，但是用严嵩就是贪腐横行、吏治败坏、毁坏根基，最终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捞到，吏治也彻底败坏。

这就是大明财税的困境，大约可以简称为：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

大明是没办法经营好官办专卖垄断的，襄王殿下将柴米油盐加入官办，而不是专卖，目的是为了推行供销官铺。

于谦其实还有第三个担忧，对大明的国家之制，他有着极其深入的思考。

有很多问题于谦都有办法解决，比如集体的盥洗房和入厕比如大明朝过去发饷困境，就可以用提前发饷事后追偿比如大明军备配给，每人一枚白水蛋。

在景泰元年以前，大明的军备配给，每名士兵每日一个鸡蛋配额，从炒鸡蛋、蛋花汤，变成了一颗白水蛋，就是水煮蛋。

因为白水蛋可以量化，而炒鸡蛋和蛋花汤不可以。

在大明军备配给改革中，类似的灰色地带，都在于谦手中被一一祛除，也就是说柳溥哪怕当年回到了京师，他也没办法再通过类似夹袄弄几十万两银子。

同样柳溥无法渗透到陛下的身边，因为在他刚开始渗透的时候，大明皇帝就把他砍了。

时至今日，朱祁钰仍然没能找到一个胆敢触碰想要知道皇帝吃几碗饭的忤逆臣子祭刀，也是大皇帝的一大遗憾了。

钓鱼老是钓不到的苦恼，又有几人能懂？

于谦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递给了兴安，俯首说道：“陛下，臣最后一个担忧。”

朱祁钰打开了奏疏，郑重的看了起来，他面色沉重的合上了奏疏说道：“于少保费心了。”

为了大明殚精竭虑的于少保，再次耗费了大量的心力，送到了陛下面前一份极其沉重的奏疏。

对于于谦而言，任何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对他而言，都是轻松的，不需要耗费心力的，只有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才会面呈陛下。

这份厚重的奏疏中，是大明银庄的一份清单，共计三百七十八人，在大明银庄的储蓄超过了三百零七十万两白银。

而大明银庄的总储蓄量不过三千七百万银币。

这份奏疏的内容决计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其比例，在大明银庄储蓄的商贾大约有四万人。

也就是说，根据大明银庄的储蓄，可以管中窥豹，仅在大明银庄的样本而言，大明1的人掌握了大明超过10的财富，2的人掌控了大明超过58的财富。

这才是于谦这份奏疏的沉重之处，因为大明银庄宝源局的纳储主要集中在商贾和遮奢户上，如果放眼整个大明，再加上掌控的优质生产资料也就是优质资产而言，贫富差距的比例会更加恐怖。

于谦面色沉重的说道：“陛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而且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