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计算，每户人家每年所要上缴的农税，大概是十五到二十石粟米。

也就是说，当朝丞相酂侯萧何，除了丞相职务每年四千石的俸禄之外，封国租税一项，还会有十五到二十万石粟米的收入。

比起十数万石的租税，那四千石的俸禄，对萧何而言显然不值一提。

当朝丞相都如此，就更别提其他的功侯贵勋，尤其是那些赋闲在家，没有俸禄，只有封国租税的彻侯了。

如此说来，长安朝堂，乃至于整个功侯元勋阶级，都对暴涨的粮价视若无睹，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很简单，还是拿酂侯萧何举例：如果粮价每石百钱，那萧何当年收入租税十五万石，便价值一百五十万钱。

可若是粮价涨到每石千钱，那萧何当年的租税收入，就会变成一千五百万钱！

按照汉室成年男子每年二十石左右的口粮消耗，无论萧何再怎么酒池肉林，封国产出的十五万石以上的粮食，都不可能全被萧何一家吃完。

不单萧何，凡食邑千户以上的彻侯，其当年租税收入的九成，甚至九成五，都是要卖出去换钱的。

这就使得原本应该充当裁判员，替百姓平抑物价，稳定粮价的整个长安朝堂，都成为了粮价暴涨最直接的既得利益者。

此时的朝堂，别说三公九卿了，就连担任长乐宫西南宫门门尉的吕产，都顶着个洨侯的爵位！

除了阳城延这样极端特殊的例子，在如今朝堂，谁要不顶个几千户的彻侯食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