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到洪武末年才开始大规模的贬值，已算是太祖高皇帝足够铁腕了。换做其他皇帝，只怕不出三年就要出事。

在朱棣期许的目光下，张安世接着道：“新的宝钞发钞，必须得以金银为储备金，也就是，要确保发出去的钞，可随时在钱庄兑换出金银。只有这样，它才具备了流通的资格。”

朱棣若有所思：“你拟一个章程来，朕细细的看看。”

说罢，朱棣便大笑着道：“这样看来，这钱庄实在是一箭三雕，好的很。”

张安世心里却想，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没有说呢。

正规钱庄的出现，若是真的能够推广到全天下州府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形态，就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从前张安世一直弄不明白，为何古代的地主或者士绅们，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生产活动，或者是其他的商业活动中。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商贾低贱，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人性本就贪婪，有利可图，难道就没有人靠这个牟利？

后世总是说哪里哪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可实际上，这萌芽永远都只是萌芽，无论如何也长不出参天大树。

直到张安世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了解了这个时代的情况之后，这才知道，自己上一世的所有印象，统统都被颠覆了。

人们对于地主和士绅的盈利，用的恰恰是后世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

认为他们只是靠天吃饭，而且农业的收益率极低。

理论上而言，确实是的，可种地能挣多少钱？

实际情况，绝大多数的大地主和大士绅们，其实压根就不靠种地盈利。

你以为他们平日里苦哈哈的靠那点庄稼地，实际上他们的利润，其实远远超出了商业所带来的利润，而且还旱涝保收。

家里有大量的土地，就可提供一个安稳的环境给子弟们读书，读书之后，考功名，哪怕考的不是进士，即便是一个秀才，在本乡，其实已经算是人上人了。

丰年的时候，可以大量地囤积粮食。

而到了灾年，就大量的以低得令人发指的价格收购更多的土地。

不只如此，还可垄断本乡、本村的保长、甲长的名额，如此，就有了代县里征税和决定谁来服徭役的特权。

每年大量将钱粮借出去，一年的利润，至少在五成以上。

五成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十两银子，你只需躺在家，两三年之后，就可得到二十两纹银。

通过出借钱粮，等到连年大灾的时候，不但可以囤货居奇，将重要的粮食、布匹捂在手里，牟取更多的暴利之外。更是通过债务，控制那些灾荒中流离失所的百姓。

表面上，法令不可蓄奴，可在人要饿死的时候，哪怕一文钱不出，给他一天两顿馊饭，让对方为伱当牛做马，人家也要跪下给你磕头，对你感恩戴德。

所以传统印象中，地主和士绅是靠天吃饭，农业的利润微薄，其实根本是假象，对于农户和佃农而言，确实是如此。

可对士绅们而言，实际上他们所掌握的，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这个行业有很高的准入门槛，旱涝保收，利润惊人，而且在本乡本县，都有各种隐形的特权。

因此整个古代，几乎所有的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地主，继而通过财富培养子弟，成为士绅，再牟取到利润之后，拼命的将这些钱粮扩张土地。

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在无数内卷的士绅和世族们不断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直到灭亡。

至于其他的任何生产，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所需投入不获利也未必能如意，还要遭受歧视，所谓的工商活动，几乎被压到最低。

所谓的工商衍生出来的萌芽，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萌芽永远是萌芽，永远都不可能开出任何的果实。

张安世是个有道德感的人。

至少他知道，这一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里，想要改变，唯一做的，就是斩断士绅牟取暴利的手段。

只有将他们的暴利一根根地斩除，让土地的投资，回归到本该有的位置。

那么秦汉时期，那些同样的读书人，不再以兼并土地为一切，而是以立功封侯为理想的人，才会不断地涌现。

他们不再拘泥于土地的兼并，也不再是以维护土地制度为一生的终点，而是怀有远大的理想，而不是躲在一亩三分地上拼命的内卷。

“陛下，万事开头难，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先要立规矩，这钱庄牵涉到的利益太大了，稍有变动，都可能影响国计民生！”

“除此之外，臣这边，还打算设一个算学学堂，招募人来学习，这钱庄要铺开，就必须得有大量账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事。”

朱棣道：“你说罢。”

张安世便又道：“除了算学，因为涉及到了大量的契书以及抵押，还有各种票据，这其中还需大量的讼师。”

“讼师？”朱棣眉一沉，这其实是个敏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