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名人警句，当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赵佶和张商英又都是满腹诗书之辈，自然齐齐动容，赵佶更是大声叫好：“早知高卿家出口成章，这两句端的好句诗！想必经纶之道也是好的，正要听卿家畅所欲言。”

高强心中暗笑，诗词好和懂经济，这两者之间有哪一点能搭上关系？无奈这皇帝喜好诗词书画，只要是对了他的脾胃的，便是一俊遮百丑。高强自从四年前凭借丰乐楼与赵佶相交之后，早就摸准了他的脾气，不然又怎能数年来圣眷日渐宠隆？

面上作出慷慨之色，侃侃道：“本朝自仁宗朝以来，钱荒日重，至熙丰变法之后，商贩不行，公私束手，都道是钱荒之祸，东南诸路尤然。钱者，权万物之轻重，通财货之有无，理财大事，莫过于此……”

他刚刚开了个头，张商英立时就跳出来：“高留守差矣！国朝承盛唐两税之制，又有盐茶之利，哪里见得钱法有什么大利？莫要危言耸听！”

倒不能说他是有意刁难，当时人对于商品经济缺乏足够的认识，朝廷大臣的理论基础都还是《管子中轻重散敛的那一套，所谓钱者权万物之轻重就是管子中提出的。高强拿来当作自己的开场白，其实是打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主意。

张商英在这个问题上发难，倒正中了高强的下怀：“张中书休矣！钱法之重，不在其赋税之入，而在乎钱之大用。曩者熙丰变法，言者汹汹，钱荒便是其中重要一节。神考有言，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钱荒不除，则绍述难行。因此今上和朝廷发行钱引，用意正在于此。敢问张中书，一旦废止钱引，则钱荒依旧，危及绍述大业，将如之何？”这一番话虽然不长，却是绕了几个弯子，高强知道在赵佶面前说什么理论效果不大。得挑他爱听地说，因此没两句话就把钱法和绍述新法给扯上了关系，而钱荒和新法之间的关系，才是他的杀手锏所在。

所谓的绍述，就是指继承和发扬神宗朝熙宁元丰时的诸般新法。自从哲宗亲政，斥逐旧党，这绍述就成了连续两代皇帝的大政方针，哲宗讲绍述神考，赵佶就讲绍述父兄，蔡京之所以上台。也是高举了绍述大旗。如今张商英才刚刚上台，他就算胆子再大，也不能在绍述这个问题上当面剃皇帝的眉毛。

说实话，张商英提出废止钱引，其主要目的还是打击高强的钱庄。他上任伊始，孜孜以打击蔡京的残余势力为务，尤其重要的是要消除蔡京党羽在朝野各个环节的影响力，以免他这个中书的政令被蔡党的官吏阳奉阴违，甚至是暗中穿小鞋，到时候倒霉都不知道怎么摔的跟头。而高强的大通钱庄近两年来表现极为抢眼，单单在钱引一件事上头，就承担了大宋钱引发行额之半，若是任由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朝廷的钱法就得受到这个大通钱庄的钳制，他张商英的政令也不例外。

是以张商英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削减大通钱庄对钱法的影响。原本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需要将钱引的发行全部由朝廷来承担即可，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朝廷就得额外拿出一笔不小的财物来当作钱引发行的准备金，以目下朝廷郊祭的用度都还不够的现状来说，这又怎么可能办到？再者，也达不到他趁机打击蔡京一党的目的。因此张商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奏请废止钱引。同时废止蔡京所发行的当三钱，一律恢复到小平钱。

听见高强将钱引和钱荒联系起来，张商英不禁冷笑道：“高留守是何言哉？钱荒者，自是钱货不足之故，当饬令各处钱监鼓铸新钱。钱引一介帛纸而已，若是区区钱引便能了却钱荒，前朝神考时为何此法不行？”

神宗朝时曾经动念大规模发行钱引，这事高强也听蔡京和梁士杰说过。古人对于货币的本质缺乏足够认识，偏重于钱币的商品属性而忽视其一般等价物的属性，于是一旦钱荒出现，不去考察钱荒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味增铸钱币，元丰年间最多一年铸钱五百万贯，大宋百姓平均每户能摊到三十多文，结果钱荒却越来越严重。新法中免役法是最能够减轻百姓负担的，也就因为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钱荒，最后半途而废，把已经赋闲的王安石给活活气死了。

高强闻言，也是冷笑：“敢问张中书，若是增铸新钱便可化解钱荒，为何前朝铸钱如此之多，钱荒却未见半点轻缓？而况且，一面是公私苦于钱荒，一面却是销钱为铜，获利十倍，这又如何解释？”

张商英顿时心中暗凛，他是个佛教徒，而佛教法器中铜制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当初朝议博览会时，高强建议开铜禁，他也持赞成态度。不料现今高强将铜禁和钱荒又联系起来，由不得他不生疑心。要知道当时人的观念，这钱荒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百姓私自将铜钱销毁成铜器，因此一提到应付钱荒，第一个就会想到厉行铜禁。

而张商英出于他自己的宗教立场，却支持开铜禁，这就使得他失去了一个很传统的应付钱荒的武器。一时想不到什么应对，只得避重就轻道：“百姓销钱为铜，获利十倍，即是朝廷以国家税赋、山泽之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