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做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看风头火势做人，不但要看皇帝的心意脸色揣摩上意，朝廷中各派势力的消长也是一门必要功课。大宋官员有才干的未必很多，但是做官的本事却是必修课，看政治风向几乎人人精通。

原本蔡京因为彗星而下野，张商英上台后就摆出一副与蔡京别树一帜的架势，朝中官员除了双方的个别死党外，大多怀着骑墙观望的态度。但这次高强和张商英御前议事，以他为官四年、连京官都没摸着边的资历，居然能把张商英的废止钱引一议给生生驳了回去，更令得皇帝御笔赐予代发全国钱引的权力，这样的结局大大出乎许多官员的意料之外。

高强是什么人？蔡京的嫡孙女婿！他能把张商英给挤兑到这种程度，在大多数骑墙派看来，这就意味着张商英完全无法撼动蔡京一党的地位。一方是把持中枢近十年的权相，对相位依旧虎视眈眈，一方是朝廷新贵，像前几年的赵挺之一样巴结蔡京上台，而后又自立门户，这两派之间何去何从，他们自然要好好掂量一下。

旁观者尚且如此，权力漩涡之中的蔡京和张商英自然更加洞若观火。有关钱引的御笔刚颁下的第二天，侍御史张克公就上奏，说方田均税法关系到国家田制，不得轻动，新任中书虑事不明，因人废事，应当弹劾。

废方田法，废钱引，这是张商英上任之后的两把火，现在第一把火已经被高强给灭了，若是第二把火再被人灭掉，他这屁股还没坐热的中书侍郎都保不住，更不要说再进一步，登上大宋首相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是故这奏章一出。立时引起了张商英的强力反弹，大家各显神通，朝廷上吵成了一锅粥。方田均税法不像钱引那样简单，涉及到的乃是本朝最为要害的田制。有宋一代，国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只要你有钱，土地随便买卖。这种政策当然是有利于豪门富户的。当时商品经济虽然渐渐发达，但毕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一旦过上太平日子，手头积蓄了财富，第一个念头就是买田置产。

在国家不加以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土地的买卖到达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甚至朝廷也会拿出手中的官田来进行买卖，贴补国用，和现代政府部门卖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官户、宫观、宗室等人的田地是不用交税的。为了逃避赋税，农民情愿将田地卖给这些人，然后自己转为佃户。事实上这样作并不是全然不好。农民放弃自耕农的身份转化为佃户，实际上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富户们为了招揽有经验有生产资料的佃户，往往会提出比朝廷赋税更为优惠的条件，两湖和太湖等地区就出现了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定租制度。

但是按照古典的儒家经济理论，这种情况当然是绝对要避免的，自耕农越来越少，也就意味着财富集中到豪门富户手中，这些人历来是朝廷笼络的对象，要想从他们手中抠出钱来。难度无疑大大超过了欺压那些分散弱小的自耕农。以前历史书上说到封建王朝衰落的时候，都是把“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为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宋朝，朝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田制就根本不能动，那么赋税从哪里来？只能搞盐茶酒专卖等经济活动创收。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各种财源罗掘俱尽，只好又把主意打到田制上头，方田均税法就此出炉。这可就捅了旧党大臣的要害了。本朝田制下最大的受益集团，怎能容许别人在他们头上动土？当然儒生们对于如何把话说圆说漂亮都是很有一套的，况且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其核心也就是小农经济，什么圣人云子曰地，全是为了他们辩护的话，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王安石一党自然而然就成了儒家最为痛恨的一种人——小人。这种论调发展到后来，也就是宋史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奸臣传”，新党的核心大臣们除了王安石之外，统统被划了进去，无一例外。

这个时候，就适用毛老人家的斗争理论了，新党虽然企图改变传统，但他们自身和旧党大臣们一样，也是官僚的主阶层的一员，按照老人家的话说，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具有软弱性，缺乏了足够先进的理论武装，很快败下阵来，神宗朝这方田均税法很快就被废止，甚至没能坚持到元佑更化。

等到徽宗登基，蔡京执政，情况又是一变。蔡京秉承上意，高举绍述大旗，将熙宁新法统统照搬，方田法作为新法的核心之一，也被复兴。然而很快又遇到了同神宗时一样的问题，下面的阻力太大，各级官吏阳奉阴违暗中捣蛋，这方田法步履维艰，到了崇宁三年时，已经又一次宣布暂缓推行，直到大观三年初才重新开始推行，却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等到大旱灾一来，朝廷的精力都放到赈灾上头，连雷声也听不见了。

正因为方田法的这种敏感背景，张商英上台后致力于清除蔡京施政的种种影响，方田法也就成了他眼中最好的突破口之一。而蔡京为了避免自己的施政策略被人一一推翻，进而动摇他赖以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