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名为新法，那就不仅仅是下诏劝谕一番而已了，诏书中将这两件事的成果都和地方官的磨勘考绩挂起钩来，比如扩大种植棉花面积多少者有赏，招募流民多少者有升，或者减少磨勘期等等。高强生怕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或者利用诏书夺人财产，因此奏请此二事由应奉局主之，地方官吏敢有插手者，一概以违律处。

这下就让人议论纷纷了，又要州县做事，又不许官吏用权，哪有这样的道理？然而事实证明，高强这一招出乎意料的有效。在事先经过各处张贴官府文告，通传这两件事之后，高强吩咐在人多地少的江南和京东京西诸路大州去处设立募集处，并且将募集的管理权分包给大商人和有能者，并且以收取管理费和预交利润为由，每个募集处收取了相当的金额。

商人做事，就算能勾结官吏，那破坏力也不可与官府自行相比，更多的只能采取金钱引诱或者诓骗的办法。只要不暴力夺人产业，那就没有破坏地方生产和秩序，高强也就可以安心了。至于这中间会不会出现类似“卖猪仔”之事，那就不是他能操心的，自古以来要想开垦新土，哪里少得了这些事？这原本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人力成本而已。

而这种植棉花就更加叫人看不懂了。应奉局发动手下人员，各处划出适合种植棉花地荒地来，招募百姓种植棉花，给种子农具，并预给收买金，说明这块地上多少多少年的棉花都由应奉局包购，而百姓则可以在佃种满多少年之后获得田地的一半乃至全部地权。

棉田的土质要求和良田不同，因此应奉局这次所划出的，大多都是真正无人要的荒地，就算是有人趁机夺占民田，一来应奉局和官府不是一个系统，这种事不算普遍，二来抢来的是粮田而不是棉田，往后要是种不出棉花来，括地的当事人还得受罚。有这样的政策底子，也就保证了植棉法不会成为括田法那样的乱民恶法了。同时由于先期的商业运作，应奉局就早早预定了大量棉花来源，而接下来组织棉花生产等等，势必又要在各地掀起一阵新的商业风潮，不在话下。

新法才行了半个月，赵佶便收到了高强打包出售垦殖团组织权所得的收益，计钱近百万贯。从一个不毛之地都能生出这许多钱来，更加深了赵佶对于高强理财手段的信任，下诏嘉奖宰执和各级官吏，高强本人加两官，至光禄大夫，增食邑三百户，增实封一百户。

对于这些，高强只是淡然处之，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三月中，来自北面的一份密报，才真正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小人苏定报：春日辽主于捺钵设头鱼宴，千里内各部节度使皆来朝。辽主命各节度使依次起舞，行至生女真部阿骨打时，阿骨打立而不动，辽主欲杀之，因萧奉先之谏而免。俄令其诸弟皆为详稳。”

高强看着这份密报，呼吸为之停顿一息：女真，终于要起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