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荣所说的，乃是一个关于辽东民心的问题。一般来说，辽东气候寒冷，庄稼每年的生长期较短，造成了庄稼的单产较中原为低，于是若要养活相同的人口，在辽东就需要比在南方更多的土地，而单位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减少，反过来又使得田亩间的精耕细作成为不可能，又加剧了这样的情形。

正常的条件下，一旦人口膨胀的速度超过了田地所能承载的限度，就会发生战乱，无论是中原还是塞外，其实每次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都是这一点。然而对于塞外的民族来说，除了内部**消化这种人口膨胀的压力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向更为富饶的南方中原进行劫掠，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粮食和金钱。

当然，塞外民族甚众，也很少能团结起来，因此那些不能和中原接壤的民族，自然就会去向较为富庶的民族进行劫掠，通常这种现象，随着经济发达程度越往北越低，则呈现出越是北面的民族就越会向南侵略。譬如最近发生的女真攻辽战事，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此种现象落到后世人的眼中，往往会去从表面观察，于是看上去，就是生活南方的人们较为腐化堕落，而北方的民族则强悍勇武，甚至有人很抒情地说什么北方民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南方人的基因中注入新的活力云云。其实全是放狗屁，无非就是穷人抢富人而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死总比穷死强吧？而农耕文明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少，养活一支职业军队的成本过高，于是每每被这些不怕死的北方穷邻居们给拖垮，演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悲歌，直到工业文明的时代来临，军队的职业化不再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这一切才算结束。

当时的人们，如宗泽、花荣等人，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视野，但是身当其境，作为辽东民众的领导人，他们却也发觉了辽东所蕴涵的**因素。前几年辽东大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成片成片，而郭药师等部落由于得到了高强从南方运去粮食的接济，得以渡过难关，并且随之壮大起来，可以说今日辽东常胜军之盛，其实都是由于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在支撑。

然而，随着北的战事的连年不决，辽东既没有大的战乱，又能够吃饱饭，这样一块土地自然吸引了四方灾民的涌入，而高强出于削弱女真战争潜力的需要，又对于这种灾民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因而短短数年之中。辽东的人口膨胀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十三万户这个数字，放在中原并不算多，大宋朝现今全国户口超过一千两百万户之多。按照辽东常胜军治下的土的计算，人均拥有的土地甚至两倍于大宋。

但是放在辽东，这些土地就远远不足以养活这许多人口了，更何况辽东还有大片大片的沼泽，根本不能用来种庄稼。前几年灾荒之时，还可以单纯发放粮食，或者募工作役，来进行安抚。然而这两年日子好过了些，人总不能光吃饭，这地少人多的矛盾就日益突出。

偏生辽东这块地方，四面都没处发展，北面是如狼似虎的女真，西面契丹人自己都吃不饱饭，而且一直在打仗，也没人敢去，东面更不用说，女真和高丽人在鸭绿江边好容易划定了势力范围，大家都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哪容他人窥伺？

百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垦殖新地，自然就要诉诸政府，也就是常胜军高层。然而很不幸的，常胜军并没有权力决定向外征伐事宜，一切都得遵从南方那位高相公的意旨，偏偏这种状况又不好对下面的兵民明说，于是这一年多来，郭药师和花荣等人为了稳定境内的局面，安抚民心，同时镇服蠢蠢欲动者，已经伤透了脑筋，今次对于大宋的宣抚，众人这般情绪高涨，个中也有这种“总算到头了”的情绪在内。

向在场诸将征询之后，宗泽总算是了解的情况的严重性，如今的辽东看似是一片平静乐土，其实由于许多百姓和屯兵自行向外垦殖扩张，边界上已经发生了无数大小冲突，对手则分别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凡是能得罪到的人，辽东全都得罪了一个遍。这还是旅顺口由武松的黑风军把守，辽东人过不得关，否则的话，这股风都得吹到隔海相望的大宋登莱去。

“宣抚明鉴，因有高相公严令，我等皆不得以军马向外征伐，逢着百姓有与周边诸国争竞事，亦往往不好相助，他们却有甲兵为恃，故而年来我辽东之民向外拓殖土地屡屡被拒，甚至有成村的百姓在外被人屠杀者，我兵不得出，只能坐视，为之痛愤扼腕者不知凡几，军心为此生变者亦有之。”花荣想起自己亲眼目睹，北边沈州边境一村百姓被女真人杀得尽绝的惨状，牙齿咬得咯吱乱响。

宗泽方沉吟不语，他从朝廷来，自然知道大宋目下对于北地的策略，乃是主张和议者居多，新近收复燕云的大功，好似已经满足了朝廷上下地渴望，在这个时候，很难允许辽东向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在这种前提下，要想安抚辽东这七万骄兵悍将，就好比是那一条麻绳去捆住一头饥饿的猛兽一般，绳索被挣断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到时候第一个受到这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