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之设自秦汉时便有，其后沿革不常，大宋建立以来，御史台始而虚设，后来到仁宗时将台谏分开，且任官者为天子亲擢，宰相不能参与其中，遂成为天子制约百官臣僚的耳目，对于上下大小事端皆有监察权，甚至许以风闻言事，也就是没有凭据也可以参劾，故而有“宋之立国，元气实在于台谏”的说法。

然而既然身为臣僚中的一个部分，御史台的官员不可避免地也渐渐与整个大宋文官系统合而为一，更因为其参劾言事的特殊权利，成为党争的重要战场，自熙丰以来历次官场争斗，御史台鲜有不参与其中者。且当熙丰之时，大臣蔡确自言官起家，屡兴大狱夺人之位，竟从监察御史里行直蹿升到宰相高位，无疑又给诸位求进的官僚们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

等到蔡京上台之后，党争愈演愈烈，御史台遂成为蔡京必得之地，仗着他宦海沉浮多年，门生故旧甚多，于是汲引党羽分布要津，这御史台也成为了蔡京手中的工具，用来对付政敌是得心应手。当然这块地方是要害，蔡京虽然厉害也不能一手遮天，况且他所提拔起来的人反过来对付他的也不止赵挺之、张康国这么几个人，于是蔡京自己也两次被御史台的官员弹劾下台，其间弹劾蔡京最力的张克公，便以此跻身宰执班中。

然而自此以后，在高强的暗中纠合之下，左相何执中、右相梁士杰、尚书左丞郑居中外加枢密院的高强，这几个大臣联成一气，又有宦官中的强者童贯和梁师成参与其中，这个集团的实力强大无比，什么御史台都要靠边站，政和年间的朝廷局势稳如泰山，高强和童贯之所以能顺利收复燕云，这种内部安定的局面其实也帮了很大的忙。政治平衡一旦形成，哪怕是当事人自己想要打破，也非轻易能够办到，然而随着平燕战事的成功结束，童贯以宦官封王，淡出了外朝政坛，只剩下些宫中的影响力，高强的地位则再次跃升，其权位直逼当朝宰相。再加上左相何执中病逝，一张桌子的四只脚中三只不平，朝堂上的这种均衡便无可避免地被打破了。

乱世见英雄，其实做官也是一样，上面的人要是铁板一块，下面的人如何上位？因此自打高强平燕回京以后，大宋朝野不安分的气息就越来越浓厚，只是其间诸事纷出，首先是何执中老而不死，而后燕青异军突起，又有元圭出土，大大分散了朝野的注意力，是以种种明枪暗箭还只是引而不发。直到何执中病逝以后，辽东纳土称臣。遂成为一个有力的导火索。

“衙内，今番台端有意弹劾宗宣抚，其实意在衙内，而意在衙内，又势必将引起朝堂的又一番升黜。以小乙之见，政和年间的政局至此已是不得不变。”既知被参在即，高强自然要有个应变的策略，故而连夜召集燕青、许贯忠、石秀三个心腹之人商议。

高强叹道：“我岂不知？只是我年未满三旬，已然身居枢府，权侔宰相。外有平燕之功，内有理财之名，你说我还图什么？什么人想要上位，自去上便是，本衙内只待收了辽东，给花荣、史文恭他们一个正果，那便可以放心归隐，谁想如今事故频发，欲退不能？”

对于高强来说，如今的局面确实有些被动。他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自己将要遭到弹劾，成为朝堂重建平衡过程中的牺牲品，不过他原本就不是想要在官场中混迹一辈子的人，眼见燕云已经恢复，早就想见好就收，故而之前请安道全为何执中延寿，又一手捧上燕青来，无非是想要把水搅浑，自己好趁机在枢密使这个位子上多待些时候，把辽东众人安置妥帖了，那就了无牵挂，可以挥一挥袖子，不带走一片云彩了。

原本他的时间计算的也还恰当，原本有可能在平燕凯旋以后就爆发出来的朝堂动荡，却直拖到此时才开始，给了他充分的时间来规复辽东，是以对于预计将要来临的针对自己的弹劾，高强其实一点都没放在心上，左右凭他的功劳，以及赵佶对他的圣眷，就算去位也不会落什么罪愆。这当然还是托了大宋朝不杀士大夫国策的功劳，若是在明朝这种专门会虐杀功臣的破朝代，高强恐怕宁可造反也不会自废武功，熊廷弼、于谦，那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而事与愿违，辽东甫一内附，立时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个处理不好的话，大宋极有可能陷入和历史上的大明朝相似的境地，要知道现今的女真国，那可是完全不逊色于历史上的后金。单单是外事的话，那还罢了，好歹这大宋朝的天也不是他高强一个人顶着——但若是象这样被弹劾下来，宗泽、花荣等现今的辽东上下将帅势必要来一个大换班，放在现今女真虎视眈眈的时候，这不等于是授人以柄么？

燕青亦苦笑道：“朝臣但知己事，鲜有能胸怀天下者，这也是无可如何。为今之计，须得先定进退之策才好。”

许贯忠接口道：“不错，衙内虽早有退意，我等数人志亦不在朝堂，故而均乐于赞成，横竖这博览会、钱庄、应奉局并秀字堂几处，皆已养成气候，纵使衙内离开枢府，亦无损分毫。然而诚如衙内所言，退是退得，却不能如此退法，若是要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