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列宁提出的政治理念进行推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用担心工业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化国家社会制度革命的学说，资本主义的天然制度问题会极大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

一旦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理论上就不该出现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分配，或者按照何锐的看法，是效率与公平之间不可兼得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无疑是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也是现在全球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如果中国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家更没有资格自诩为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肯定不会让基洛夫询问这个问题，但基洛夫对此非常有兴趣。

中苏双方的会面安排在午饭前，基洛夫觉得这个时间很不错。虽然国宴是邀请所有前来中国吊唁的国家代表们一起吃饭，但基洛夫肯定能得到超出10分钟的时间。哪怕是一分钟，对于高级别的对谈都是很宝贵的。

就如私下彩排的那样，基洛夫的礼节性问候花了一分钟。斯大林的几个问题都是围绕中苏在欧洲势力范围的界定，以及是否在摧毁纳粹德国的作战中互相配合，不要引发误会。李润石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回答了这些问题。

眼看还剩下一分钟，基洛夫问道：“我听说中国最新的城市建设是以私人汽车为中国民众主要交通工具为标准而进行的设计。不知人人都能开上私人汽车在中国开来，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哪个阶段？”

李润石并没有预想到基洛夫居然问出这个问题，更没想到基洛夫的切入点竟然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标准设定上。一时间，李润石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以家家户户至少有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标准设定是何锐生前提出来的。在李润石看来，这个标准其实有点过于超前。不仅李润石这么看，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以何锐的威望，这么离谱的标准依旧得到了通过。因为何锐用30年时间跨越了欧美150年的发展进程，这个成就在事后看其实更加离谱。

李润石虽然还不至于立刻推翻何锐设下的标准，但李润石却觉得如果真的执行不下去，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标准，以实现更普遍的公平。

基洛夫的询问给李润石相当大的冲击，他的确没想到基洛夫居然这么重视何锐设定的标准。很快，李润石想到斯大林说过“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生活。”

10年前，不少党内领导干部还觉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标准。

在1945年的当下，即便中国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投放能力已经将数百万军队投放到北美，并且武装了数百万世界人民解放军，在欧洲作战。而中国国内大城市的基础建设标准已经是楼房带电梯，楼下挖了地下停车场。城市内有地铁，地下隧道，高架桥。如果假设每一家都有汽车的话，非得有这样的花费巨大的基础建设才能满足汽车的行驶与停放。

何锐生前说过，如果是基础建设不够，以后的道路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以前李润石没见过一座城市内有几十万辆私家车的世界，最近一年他终于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立刻发现何锐所说的果然是真的。民众为了上下车方便，是真的将汽车停在道路边。

有了汽车代步，居然忍受不了那么几步路。这种“惰性”曾经让李润石感到非常失望。直到出行都让司机负责开车与停车的李润石学了开车，亲自驾车上下班后，他才切实的发现“惰性”远比他所想的要顽固的多。当每天都要从停车场步行十几分钟到办公楼，再从办公楼步行十几分钟到停车场。坚持一个多月后，李润石自己也有些扛不住了。

当汽车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炫耀财富的工具。李润石最初没办法立刻理解基洛夫的问题。

所以花了十几秒考虑以及在心里组织语言，李润石才答道：“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日常需求，是为了减少出行的负担。如果基洛夫委员所说的是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那就不是标准，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得从中国从1927年后通过分期贷款普及自行车使用范围开始谈。”

基洛夫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兴趣，他跟进了问题，“如果中国不是用标准的方式推进生产力，那么中国的五年计划以及社会发展纲要是用什么模式制定？”

李润石听到这里，倒是对基洛夫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兴趣。苏联的经济模式倒是真的有“计划”，从工资标准到社会福利，苏联认真的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尤其是在得到了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之后，苏联在制定标准方面有了更加充分的计算，看上去更科学了一些。

不过李润石用“不知所云”的四字对于苏联经济建设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