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评价。倒不是李润石搞不懂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而是李润石觉得以他这样激进的思路，都觉得苏联的模式过于僵化与激进。

基洛夫是苏共高层中少数敢直接询问关键问题的人，李润石就用简单明快的话语向基洛夫解释了何锐时代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中国经济是力求建设全新的工业化生活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在于国家提供保障，国家通过大力提升人民的学习能力，以及推进技术在国内的扩散，让民间资本能够投入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从而在各个细分领域出现各种竞争环境。这样的整体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洛夫见自己的问题果然打动了李润石，便继续问起他非常在意的问题，“中国在实现全产业链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生的各种问题？”

李润石从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见到基洛夫对中国经济模式真的有兴趣，并且认真研究过，他笑道：“呵呵，确保竞争，逐步消除垄断与特权。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财富的分配与继承问题。至于违法犯罪的事情，自然是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在宣传领域，不断宣传，用批判的武器揭露违法犯罪以及特权垄断对社会的负面作用。”

基洛夫仔细研究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读过不少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产业发展报告。李润石的回答在基洛夫看来只能证明李润石的确了解何锐主导的经济发展思路，却不代表李润石就真的继承了何锐的经济发展思路。

就如基洛夫或许被认为是斯大林现在拥有的总书记地位，但是基洛夫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会完全按照斯大林现在的经济建设思路去做一样。

时间已经超过了10分钟，基洛夫却已经不再注意这点，他继续问道：“资本主义国家也宣称自己在搞自由竞争，尤其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垄断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中的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国家宣传的自由竞争之间区别在哪里？”

李润石思考了片刻才答道：“中国非常大的经济活动单位都采用资本运营模式，既然是资本运营，中国就不可能与欧美在自由竞争方面有本质区别。不过中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人口众多。而且已经加入中国建设的世界经济体系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0亿。这就导致了参与自由竞争的经济单位数量是欧美的几十倍之多。

量变导致质变。只要中国在政策上维持自由竞争，而不是主张垄断。如此巨大的经济单位就必然会维持自由竞争。”

基洛夫完全没想到李润石会这么解释，一时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