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初夏之夜，一样暗淡的星辰照耀着深沉的大地，在苟胜余部被困台地以西三十余里，作为二兄苟雄眼里最后的希望，苟政已然率军，绕过新安县城，潜行至此，于一片谷地间隐蔽休整。

苟政早在十日之前收到二兄来信的，当时他刚刚完成对弘农豪强们的“拆借项目”，人还在弘农县，通报的也只是梁犊兵败细节，以及他们境况。得知二兄摆脱赵军包围圈，已逃至洛阳，是大松一口气。

那或许就是一种感应，对局势变化敏锐的嗅觉，等到苟政率军入驻陕县，做好继续东进准备时，又来一个信使，果然，这回就是求援了。

关于是否东援，在苟政这里，是没有丝毫迟疑可言的，就更别提那些苟氏部曲了，得知苟胜、苟雄有难，一干人激动不已，亟欲东向援救。

对苟政来说，哪怕不冲兄弟感情与两个兄长对自己的恩德，即便为个人利益，他也得采取措施，果断援应。这个时期，这个阶段，苟氏子弟，唯有拧成一股绳，生存的可能才更大，未来的前途才更高。

单打独斗，是成不了气候的。而比起本人，显然大兄苟胜，更能够团结凝聚人心，他毕竟是支撑苟氏家族部曲十年的族长，不是苟政短短一两月积攒的所谓威望能够比拟的。

而经过这些时日的独立发展，苟政在审视弥补自身不足的同时，也更能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去看待当下所处环境，用理智的头脑去衡量利益得失。

不论有多少不如意的地方，苟氏都是苟政最可靠的依仗，这一点，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就现阶段而言，对已经晋级为实权大“股东”苟政来说，苟氏集团越好，对他就越有利，而对苟氏有利的事情，也值得一做。

当感情与利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时，苟政做下决定也就没有困难可言。

只不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苟政的性格与习惯，自然不会选择莽莽撞撞，引兵东向，求全未必得全，但必须得有所准备。

在救援事宜上，苟政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准备，一是集本部及苟安、苟威三军五千人，羸半月之粮，轻装简行；

二则留苟侍率领两千余部，镇守陕县，看守物资，同时继续在茅津搜罗船只、打造皮筏等载具，准备渡河，这项工作，自苟政率军东出潼关之后，就一直在进行；

三则是，遣人通知潼关的陈晃、华阴的孙万东，形势已然恶化，邀二人东撤，一并北上河东郡谋发展......

实在地讲，苟政这三方面的准备，实则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北上河东。此前有各种想法与顾虑，到如今，北上已经成为苟政能够想到兼顾活命与发展的唯一路线了，即便这条路同样艰难，一样需要浴血搏命。

而不论解救二兄成功与否，北上之事，都势在必行。

新安距离陕县并不算远，不到一百五十里，但由于苟政那谨慎的习惯，以及尽量遮掩行踪，再加上还得顾念将士体力、减少人员走失，速度并不快，足足走了五日，方至新安境内。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苟政提早派丁良带人东去，沿路搜索探查。丁良在这方面十分得力，在他与部卒们的奔波下，还未至新安，苟胜余部以及赵军便已经进入苟政的视野了。

待苟胜兵败赵军于谷水，困于台地，他则领军，悄然转进，动作与节奏，堪称从容......

谷地面积不广，地形更显逼仄，但容纳五千人，还是绰绰有余。已经茂密起来的植被可供遮蔽，但开始活跃起来的蚊虫，同样烦人。

行军是辛苦的，尤其是这种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行动，对于耐受能力欠缺的义军来说，就更加难熬。为了约束部卒，苟政还不得不组织军法队，到各幢巡视、监督，尤其禁止他们喧哗、生火......

在弘农县时，苟政就凭借“借粮行动”的成功，尝试着颁布了“三条令”，以约束部卒，其中第一条就是令行禁止，但显然，这四个字不难记，但要切实做到，并形成思想意识，成为烙印到骨子里的本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需要苟政时不时的鞭策提醒。

黑夜上空的浮云悄然飘过头顶，星月光辉洒下，倒也极大地改善了夜视条件。坡地上，苟政居高而坐，麾下十余名幢队以上军官，围着他坐下，参与这场军事会议。

这样正式而严肃的军议，对于这些丘八来说，实是有些新奇，他们从来习惯于听令行事，跟着军旗冲锋，这种敌情通报，让他们动脑探讨，不免为难。

而所谓的讨论，也很难热烈，就更别提思想碰撞的火花了，基本局限于苟政与丁良之间的问对，然后就等着苟政军令下达。

“......”

“赵军一共有多少人？”听完丁良对敌情侦探的汇报后，苟政问起关键性的问题。

“末将不敢过于抵近侦查，然以末将粗略观来，围困大将军、二将军的赵兵，人数至少在万人以上！”丁良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