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自己小气。打个哈哈，便问起平阳战事经过，以及苟政、河东的情况。

杨闿自是有问必答，将苟氏集团一些“八真二假”的情况告之，趁着机会，不着痕迹地将孙万东部的强悍，以及苟政屯兵汾水的举措，告之。

一听苟政领兵驻于汾水，张平立刻就想起几个月前与苟政相持汾水，寸步难前，无奈握和的情况，当时心中就警铃大作，谨慎对待了。

当天的会面，自不会有什么实质结果的，张平故作深沉，不置态度，杨闿也不急着将苟政的筹码都摆明，只是到驿馆，静心等待。

而当日在并州刺史衙门之中，因为河东使者的到来，并州高层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了。不少的一部分人，都认为平阳既已落入苟军之手，已错过攻取最佳时机，苟军那边又显然有备，仅靠永安近万兵马，不足以进取，应该退兵。

何况，双方秘密往来数月，苟政又以礼相待，若背约相攻，既不能确保成功，也有违道义，不可取......

支持进兵的人则认为，苟军久战兵疲，正可趁势取之，将整个山西之地，都囊括入并州治下，以窥中原。至于兵力不足的问题，只需继续调遣增派人马即可，并州六郡十余万户人口，武装数万军队是绰绰有余。

而这自然又引发了更大的反对声，以河东苟军表现出的实力与战斗力，在已失先机的情况下，想要完成反扑乃至消灭对方，代价得何等高昂，届时受苦的还是他们这些士民。

不管是“进取派”还是“保守派”，实则都基于一个原因，山东那边，已经彻底大乱了。首先，麻秋与王朗在东归途中，分道扬镳了，麻秋承李闵之命，将王朗军中上千羯士屠杀，意欲兼并其众，王朗不察败走，心知难容于李闵，奔襄国投奔新兴王石祗而去。

而麻秋则尽起步骑，归邺城，路过枋头之时，声势日益庞大的蒲洪，自然不可能让路。非但不让路，反而起了心思，命其子蒲健率军击之。

蒲军人多势众，且粮械充足，以逸待劳，麻秋军却是东归疲敝、士气低落，哪里是蒲军对手，最后被蒲健所擒，连带麾下部卒，被蒲洪吞并。

这一仗，就像彻底打开了北方大乱局的开关，紧随其后，此前自邺城出逃冀州的汝阴王石琨以及太尉张举，会同绕道北归的王朗，一同举兵七万，南下邺城，讨伐李闵。

在邺城之北，再度爆发了一场让李闵名震天下的大战。面对来势汹汹的“羯赵军”，李闵仅率千余精骑，便将其击败，手操双刃矛，驰骑纵横，所向摧陷，斩首三千余级。

具体过程的真假或许有待考证，但有一点很明确，在李闵掌控邺城、操纵朝廷，并不断掘断石氏统治根基之后，来自羯赵地方势力的第一波大反扑，被李闵轻易化解了。

击败石、张、王联军之后，李闵与李农二人，又迅速采取主动，率领三万骑兵，征讨占据石渎不奉其命的张贺度。在邺城周边，那些反对李闵的势力之中，就属石渎距离邺城最近，就在东边不远，腾出手来，张贺度也就成为李闵第一征讨目标。

在山西的角力围绕着平阳城展开的时候，山东的这些消息，也源源不断地翻越太行，传过来。中原大乱，天下崩摧，显然已成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在并州高层，分歧格外严重。激进者认为，正应趁此时机，壮大实力，以争天下；保守者除了顾忌自身的家业财产之外，也认为，天下大乱，在中原局势未定之前，不宜轻动，以免深陷泥潭......而持此论调的背后，则是对张平的不看好。

面对内部的尖锐而激烈的争论，张平自身也十分纠结，依他本心，自是倾向于前者。天下大乱，正是野心家快速崛起的时候，张平有人、有兵、有地盘，怎会不想争上一争，但那些反对的声音，他又不敢忽视。

最后，还是张平比较信任的长史贾雍，向他进言，方勉强打消了张平南下之心。贾雍就问了张平两个问题：明公已然下定决心，要与苟氏决裂，南下平阳、河东？内部不宁，军力不强，明公可有战而胜之的把握？

这两个问题，也扎扎实实，问在了张平心中最大的两个顾虑上。

其一，苟军是一路打出来的，多是些亡命之徒，即便总体实力不强，但想要灭之，张平并不认为很容易。

其二，就是并州内部问题了，兵众虽多，但军力不强，军政令并未实现真正、彻底的统一，刺史府与各郡之间，官府与地主豪强之间，矛盾重重。

还有更为关键的，那便是胡人与赵人之间的矛盾，李闵在邺城的杀胡，可引爆了整个北方的“胡赵矛盾”。并州诸胡杂聚的历史，可是源远流长，而羯赵势盛时，赵人士民豪强，也饱受凌辱，因此在并州向胡人反击复仇的声音并不小。

而这种种问题，张平若不调理好，就想要对外扩张，自然有如泥足，而在和协胡、赵的事情上，张平的能力与手腕，也显然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