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整编之余，苟政也没有放松政治攻势，甚至于，在暂缓军事行动的同时，反而加大了政治上的摧陷招抚，晋室这杆大旗，也正是在苟政入主长安之后，才真正开始发挥其效力。

苟政当然不会相信，凭借晋室的名号，就能够让关西夷夏欣然归附，他只是在北方士民长期饱受胡羯剥削摧残之后，顺应那种“背羯望晋”的趋势罢了。

他只是给那些关右豪杰一个接受、臣服自己的理由罢了，毕竟大伙都打着晋室的旗号，对杜洪那个矫称晋臣的贼子，都能积极响应，自己这个得到了建康册封的名正言顺的宁北将军，岂不更值得投效。

当然了，苟政的冷静与理智，也让他心里始终认识到，晋室这杆破旗，用用就得了，可别当真的，需要牢牢把握并夯实的根本，还是手中的军队。

军事大于政治，就是当前这个社会运行的准则之一。把握不住这一点，长安早晚地拱手让出去，他与苟氏族人的下场也不可能好的了。

不过，在长安的这半月间，借着晋室的旗号，苟政也的确做了不少事，而总结得来讲，还是那四个字：招降纳叛。

除了曹苞、郭将、柳恭等人，作为苟政的使者，四处拜访，招民抚士，王杨之这个朝廷正使，也终于开始发挥一些实质作用。

作为朝廷使者、苟政的代表，前往拜会三辅地区的士族郡望，详细阐说建康朝廷的令旨，替苟政招揽人才，将建康朝廷的封赏，兑换为实利。

而经过使者们的奔走，效果也是显著的，至少到三月二十日为止，长安周围五郡（京兆、冯翊、扶风、始平、北地）境内，暂时没有敢于反抗苟政的人与势力。

相反，在晋室“大义”的感召之下，在苟军的威慑之下，不断有豪强遣使携礼，前来长安，表示响应投效之意，一如当初杜洪之事。

事实上，关中当前的局势，与杜洪在时，别无二处，只是长安换了主人，从杜氏这样的阳春白雪，变成了苟氏这样的下里巴人。

而苟政在入主长安之后的一些作为，与杜洪当初做的，同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延揽雍州豪杰，比如全盘接收既有的军政体制与秩序，对长安及诸郡的将吏，全部留用，一如既往。

于是，雍州郡县，一大批官员将吏，又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杜氏晋臣”，变为“苟氏晋臣”。

而毫无疑问，这种转变，大多只是停留于表面的，他们名义上成为苟政的部属，而苟政对他们的统管，也只是名义上。

别的不提，对诸郡县，就政令、税务、徭役这些最基本的统治元素，都不完全具备，需要苟政一步步地梳理建立，实现真正的统治。

但不管如何，到了这一步，也基本可以宣布，苟政成功替代了此前杜洪的地位，成为雍州境内最大的一股势力。为了匡正名义，在王杨之的背书下，苟政又暂领雍州刺史、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

虽然关中的势力分布与军政格局，仍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但苟政与杜洪不同，他的实力更强，意志更坚，手段也更多，也势必要打破此前的格局。

同时，由于苟军是一路向西打进关中的，在这个过程中，占领的城池、土地、人口，收降的将吏、人才，在影响力与控制力上，显然比此前的杜洪要强大。

尤其是冯翊、京兆二郡，长安以东的诸多城邑、关卡，不管兵多兵少，苟政总是有实质性掌握的，这一点就比杜洪强了太多。

至于杜洪，在率众西逃的过程中，还是被苟军的骑兵撵上，杀掠一波，丢了大量财货、牲口、将吏，最终只剩下五千来人，逃到武功县。

就是这样，杜洪仍不罢休，派人在秦、雍大地，四处联络，意欲组建一个“讨苟联盟”，他甚至派人南下，到梁州找司马勋......

当然，已经沦落为丧家之犬的杜洪，这回可就再难有当初占据长安的望风影从了，响应寥寥，大伙可都盯着长安的苟政。

另一方面，雍州局势在苟政入主长安后的“冷却”，也跟苟政没有急于进行大规模的征讨有关。比如渭北的几路豪强，与高陆毛受齐名的黄白白犊、好畤徐磋，在杜洪西逃之后，都选择遣使向长安投诚，但也仅止于此。

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白犊与徐磋，对苟政都甚是忌惮，而这大概率与苟政吞并高陆毛氐的行动有关。

在苟政兵进长安的同时，苟安也奉命领军，渡过渭河，袭取高陆。就如苟政预料的那般，在毛受身死、精壮尽丧的情况下，高陆剩下的毛氐部众，根本无从抵抗苟军。

而苟安也牢记苟政的交待，在击败高陆残存的氐军之后，便开始招降攻势，在苟军兵锋威胁之后，残存的三万多高陆部众（汉、氐杂聚），在一名名叫毛难的氐酋带领下，投降了苟安。

然后，除那些老弱妇孺留在高陆，遣一支兵马看护，剩下所有精壮，连人带人财货、粮食、牲畜，在苟安的驱使下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