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直接的剧烈冲突，当其与东晋内部的斗争局势结合起来的时候，苟政那微薄的影响力便可像经过放大器一般，成倍地增长。

在“苟马大战”的后续上，桓温便起到了助推作用。当司马勋偷鸡不成蚀把米，惨败而归的消息向整个南国扩散之后，桓温见机，果断发难了。

桓温上书建康，言二事。一则为郿县之战，王师颜面扫地，大晋威名尽丧，不过桓温倒没过度苛责司马勋，而是将矛头指向苟政，斥其为叛贼贰逆，而如此叛逆却连降封赏，视为忠良，荒谬失察，简直有眼无珠；

二则攻讦殷浩，自掌军主持北伐以来，动作迟缓，毫无作为，靡费钱粮，虚耗国力，大伤南北盼望北伐之仁人志士之心，大损国朝正朔之望。

凡此两点，矛头所向，直指殷浩，在东晋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桓温把苟政打为仇雠叛逆，倒不是真有多愤恨，只不过挥舞着政治武器，打击政敌殷浩，藉以争夺北伐的主导权罢了。

当然，郿县之战的结果传开后，桓温除了对司马勋表示鄙视之外，对苟政也第一次真正关注起来，渐生忌惮。

但桓温的突然发难，兴风作浪，也再度于东晋内部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对其图谋，不管是辅政的司马昱，还是王谢等世家，都很清楚，因此在桓温的逼迫下，他们的选择也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殷浩，继续压制桓温。

只不过，桓元子也不是好相与的，更不适合强压。因而，对其抛出来的两个问题，必须得有所回应，在这方面，也着实让建康与殷浩为难了好一阵子。

关中之事，即便朝廷再厌恶苟政，也是鞭长莫及，毕竟连中原都未收复，何谈关右。建康朝廷对苟政的“骄横跋扈”，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反制办法。

因此，殷浩下令，把千里迢迢自长安赶到建康的苟政使者程宪给下了大狱，以表明朝廷嫉恶如仇的态度，程宪为此差点丢了命。

还是后来，谢攸出使归来，带回了苟政的陈情表与谢罪书，而亲历了“苟马大战”的谢攸，为免自己出使无功，也替苟政说了两句话，这才给了建康朝廷一个台阶下。

程宪得以被放出狱，连同朝廷新遣使，西赴长安，为苟政与司马勋之间的“误会”做调解......

如果关中的问题，还可以暂时和稀泥的话，那么来自桓温对“北伐无功”的攻讦，则没那么好应付了。总不能，真在这个时候出兵吧。

建康朝廷为何敢于支持殷浩，压制桓温，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拥有中枢大义，以及在长江下游掌握着一定的军事实力。

同时，殷浩的北伐虽然没有什么进展，却也还未宣告失败。对殷浩来说，我不北伐，自然没有失败的风险，没有失败，便可安居建康，掌握大权，继续压制桓温。

倘若真出兵了，一旦有个差错，褚裒北伐之殷鉴不远，殷浩可不想像褚裒那样，落个郁郁而终的凄凉结局。

何况，即便他殷大名士不惜个人荣辱，若是因此丧失了压制桓温的力量，破坏了朝廷内部的政治平衡，这才是要命的大事。

桓元子野心可大着，不得不防，也绝不能轻易给其松绑解缚。这，或许也是殷浩在北方日益纷乱之际，仍旧保持着“预备北伐”姿态的原因。

但显然，这种局面，殷浩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的。首先北伐是民意，是政治正确，态度上是不能打折扣的；其次，屁股后面有桓温这等强权人物催逼，也没法安安心心当鸵鸟。

关键在于，一旦出击，那局面可就不可控了......

凭借着巨大的名气，殷浩可以从一隐士白身，一跃成为东晋首屈一指的权势人物，然而，若没有掌握手中权力的能力与手腕，是会被烫伤的。

从永和六年秋开始，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殷浩在预备北伐半年之后，终于开始进行北伐进军的“可行性”论断了。而由殷浩主导的北伐，真正进入到落实阶段之后，这个大名士头上耀眼的光环、身上华丽的外衣，将一层层被剥下来，直到暴露虚有其表、败絮其中的本质。

桓温，或许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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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那边引起的反响，终究是后话，暂不细表，视线重新放回关中，郿县，苟军。

从六月初十开始，苟政下令全军在郿县，进行为期半月的休整，连续的鏖战，又处盛夏，骄阳似火，三军将士都需要时间休息，各营也许重新补充兵员，恢复编制。

与此同时，苟政则满怀热情，亲自参与到对此次西进战果的整理、消化上来。杜洪、徐磋、司马勋这三股势力的败北，尤其后者，给苟政带来的战争红利，是极其丰硕的。

从战后统计来看，徐磋、司马勋二部，给苟政提供了差不多四万人的俘虏，其中除掉一部分老弱，剩下的可都是青壮。

人口之宝贵，苟政认识得可太清楚了。俘虏的四万人众，不管是为兵，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