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马邑-河套双向战役基本尘埃落定，时间，也终于来到了天子荣新元二年。

按照往常惯例，新君即立后的新元元年初，会举行新君一朝的首次大计。

就好比八年前，即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七年夏六月，太宗皇帝驾崩；

短短四个月后的孝景皇帝元年，长安朝堂便举行了孝景皇帝一朝的首次大计。

而在此之前的太宗皇帝后元七年初——即太宗皇帝驾崩之日的八个月前，长安朝堂才刚进行太宗皇帝一朝的第十次大计。

换而言之，孝景皇帝天子启元年的大计，是汉家那两年内的接连第二次大计。

到了刘荣即位，情况却有所不同。

——在孝景皇帝元年的第一次大计之后，孝景皇帝一朝的第二次大计，便是到了孝景四年。

第三次，便该是孝景七年。

但在这个位面，汉孝景皇帝刘启，驾崩于孝景六年秋。

所以，原本应该在孝景皇帝七年初，举行的孝景一朝第三次大计，便理应被替换成同一时间，即天子荣新元元年初的新君首次大计。

可当时的状况，稍微有些特殊。

——孝景皇帝尸骨未寒，匈奴人就跑来讹诈，并被刘荣强硬回绝！

而后，便是一场朝那之战，让整个长安朝堂都心系北墙，刘荣也就没了大计的心思；

专注于北墙战事的长安朝堂，更没了主持大计的精力。

本该在去年进行的大计被延迟，今年，也就是刘荣新元二年初，总该是补上了？

无奈今年和去年一样——北墙战事未休，长安朝堂，无暇他顾。

对于自己这一朝的首次大计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刘荣其实是有些无奈的。

大计，是这个时代，长安朝堂中央针对地方郡县——尤其是山高皇帝远的关东地方郡县，少有的审查、监督手段。

每三年一次的大计，以乌纱帽，乃至于项上人头为标的物，来警醒着每一位郡县主官：无论做什么丧尽天良的事，都千万别过火！

若不然，你就算是有上苍庇佑，也最多最多只能蹦跶三年。

等到了下一次大计，你那些丑事儿在长安一扬，那你可就是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死）了。

当然了，大计存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敦促地方郡县：不要做出太过分的坏事；

甚至哪怕一点坏事都不做，仅仅只是好事做少了、政绩不达标，官员依旧有可能在大计中，迎来不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涯转折。

准确的说，大计，是长安朝堂唯一一个能根据事实、根据政绩，来对地方郡县做出奖惩平叛，以及职务调用的渠道。

没有大计，长安朝堂就无法得到地方郡县第一手的状况，更无法做出针对性的调整。

而汉家上一次大计，是在先孝景皇帝四年；

掰着指头算，今年，即天子荣新元二年年初，已经是上次大计之后的第四年了。

再拖，等到了明年，那就是时隔五年的大计……

“皇帝，还是再同朝中公卿商议商议，实在不行，就在开春之时，补上这一年的大计吧。”

“——本该去年就举行的大计，拖到今年，已然是有所不妥。”

“再拖一年，真要是让关东闹出什么乱子……”

冬十月初四，长安城，长乐宫长信殿。

听刘荣说起大计再度拖延的计划，窦老太后面色淡然依旧，只嘴上，依旧不忘提醒刘荣：大计很重要，能不拖，就尽量不要再拖。

对此，刘荣有心辩解，确实没有直接开口，说些‘战事所累’之类；

而是委婉转移话题道：“昨日，太尉郦寄传回战报：匈奴右贤王伊稚斜撤军，程不识率军北上，得以重驻马邑。”

“河南地朔方郡，博望城北墙也已大致建成，至晚不超明岁开春，便可以矮墙围出博望城出行、至晚明岁秋，博望城可彻底建成！”

“——近几日，朝中百官正在商议，朔方郡当设几城、以何为治；”

“又郡县官员任用、将帅派驻等事宜……”

嘴上含笑说着，刘荣的眼睛却是有意无意瞥向身旁，佯做垂眸饮茶之态，实则，却是小心观察起祖母窦老太后的神情变化。

也果然不出刘荣所料：听刘荣以战事——尤其是战果来委婉解释大计推迟的原因，老太后原本还算云淡风轻的脸上，顿时就涌现出一抹肉眼可见的僵硬。

——无论是古今、中外，战争，永远都是政治的延伸。

而这场河套-马邑战役，对于汉家的政治意义，显然是不同凡响的。

汉家完胜！

战前的所有既定战略——即河套战场牟取河套，马邑战场确保马邑不失两项，除去程不识主动弃守马邑，使汉家短暂失去马邑控制权不算，均得以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