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眼中，海瑞具有“嫉恶如仇”、“仇富”、“劫富济贫”的特点，它作为一个“标签”散见于各类有关海瑞的文章中。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得出上述印象式的结论怕也是有据可寻的：

至松江日，满领教益，惟公相爱无异酬昔也，殊感殊感。仅阅推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

昔人改父之政，七屋之金须臾而散，公以父改字无所不可。区区意促装上道不及尽，惟谅酌之，幸甚。（海瑞《复徐存斋阁老》）

无意否认海瑞此一“面相”的存在，但想指出它的适用是有条件的。

其一，海瑞“仇富”很大程度表现为提倡“荒岁”期间“富民”对“贫民”进行“赈贷”：

赈贷之事，古行之矣。

……今本县细访得各都图富积谷粟之家，每每乘荒岁勒捎贫民，质物典当，倍约利息。其贫甚虑无可偿者，虽倍约亦固不吝不与。

……尔辈独无恻隐之心至是耶！贫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贫。假使以尔等处贫者之地，贫者处尔等地步，亦如尔等坐视，待汝略不加恤。

尔等无从取食，亦将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尔辈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里老人等将本县言意劝谕尔等，量将所积谷粟，借贷贫民，不许取利。积厚德以遗尔子孙。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与之者，本县以尚义名目书扁鼓乐奖之，列名县志。

如仍前略无侧隐，倍称取利，许贫民指告以凭重治。夫积财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财奴鄙之。尔等将为尚义之美，抑将为守财奴之陋？财积无用，德积庆及子孙，尔等念之。（海瑞《劝赈贷告示》）

一、凡典借银谷，多取利息者，许被害人告治。荒年借贷，尤不宜多取利。（海瑞《禁约》）

其二，海瑞并非对所有的“富”都要仇视。通观诸多记载，可以发现海瑞对徐阶家族的“纺绩求利”的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海瑞实际上是认可士大夫在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合法经商所取得的财富的：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于慎行《谷山笔尘》卷4《相鉴》）

华亭徐少师三子曰僠、曰琨、曰瑛，俱以荫为列卿。长太常，次俱符台。其田赋在华亭者，岁运米万有三千石，岁租银九千八百余两。上海、青浦、平湖、长兴者不计也，佃户不下万人。（范守己《御龙子集》卷4《曲渭新闻》）

遍寻《海瑞集》，我们找不出海瑞本人对此一事实曾作出任何“评论”。这并非是海瑞没有认识到（这在当时可说是再普通不过的现象；）而极可能是因为海瑞“默认”（或者说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此一行为的存在。

以上我们是从“实践”层面，探讨海瑞对“富”的理解，但仍然不够。要更好地理解海瑞，仍需要我们从“表述”的层面加以探讨。

首先可以看出，在海瑞眼中，“贫”并非负面的。对此，他曾在《孟子为贫而仕议》文章中有所流露：

人生天地间曰士、曰农、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虽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间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当斯世，既贫而无养矣。曰农、曰工、曰商，无非资身策也。

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且云非出处之正。

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谓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悬望禄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臣子之义，分无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诿，失君子出仕义矣。

天地间无可以生此身者，为之可也。舍农工商之养自己出，区区于报关系析之禄由人制者焉，大贤君子之所为，宁若此哉！

孔子平日进于礼，难于进也退以义，易于退也。乘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辞。盖亦顺其举授者而无容心焉。亦且行道之端所系耳。“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为贫以进，宁复能后其食耶？

孟子平日执不见诸侯之义，公庭杭礼，直若壁立万初之不可即者，莫非刚且大者为之。斯言一出，吾恐气体亦有所不允。集义所生者，或不能长江大河浩浩然而来矣。

这篇文章写于他未出仕前。众所周知，海瑞是大致在其四十一岁时才被授予福建省延平府南平县学教谕的；此前一直在家乡准备科举考试。在此期间，他一直以“士人”的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并极力维护士人“清贫”的形象，对自己的言行时刻加以警醒。从上文可以看出，他极力强调的是“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不然就是“非出处之正”。总之，在海瑞看来，“义”是极为关键的。

显然，海瑞对于“富”并非全然排斥；但也并非全然接受，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