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在东江军队中培植亲信势力，一是利用赐姓命名的方式，以收作养孙的名义，与军中将官建立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人身依附关系。

毛文龙家族按辈分排列，其下辈为“承”字辈，孙辈为“有”字辈或“永”字辈，故毛文龙的养孙多以“永”、“有”起名。如降金三将孔有德改名毛永诗，耿仲明又名毛永杰，尚可喜即毛永喜。东江军中自上而下的军镇要职都是由毛文龙的养孙所担当，毛文龙正是凭借这些亲信势力来控制东江军队。毛文龙对毛姓军官和非毛姓军官的待遇悬殊，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四月乙未载，陈继盛称“冒姓毛人则厚其廪料，其他将官则待之太薄”。

正因如此，东江军队中有大量的军官冒称毛姓，据袁崇焕称竟达数千人之多，可以说东江军完全可以称为毛家军了。

毛文龙培养亲信拉拢人心的另一个手段是滥授职衔。明廷赋予毛文龙札授便宜本是希望积极策反降金的汉官并鼓励将士杀敌建功，但是毛文龙在实行中却凭一己之好恶，滥用札授，致东江镇中军官冗杂，军制混乱无纪。

如《明熹宗实录》卷75天启六年八月己巳载王梦尹称“东江给札授衔为鼓舞士心设也，岂容今日一都司，明日一游击，宜令帅臣屯酌授职，则得官不滥，而人更知荣以思奋”。

又《崇祯长编》卷23崇祯二年六月戊午载，袁崇焕称“命姓赐氏，即朝廷不多行，文龙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数千人，且以总兵而给付参、游、守之札部下千人，其走使舆人俱参、游名色，亵名器，树爪牙，犯上无等”。

卷25崇祯二年八月庚午载，袁崇焕整顿东江兵马称“其将领所用仅三十余员，而彼中副、参、游、守无算，即登戎籍已四百余员”。

又《续杂录》记载“标下将官副、总、参将、游击、守陴，其数甚多，与夺一从爱憎。诸毛及其所爱，皆安享爵禄”。

东江镇由于悬绝海岛的缘故，得以滋长其离心势力，并最终恶化为割据军阀。

不过，它与唐代藩镇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财权，经济上不能独立，镇中军民生活必须仰赖朝廷接济，如若朝廷断绝海运，东江成海中绝岛，非狗急跳墙，即坐以待毙。

正因如此，东江镇离心势力滋长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向心倾向，通过寻求朝廷当事者的支持来维持并扩大其生存利益。

为巩固既得利益，获取更多的军需供应，毛文龙利用垄断商利之便，用从朝鲜贸得的人参、貂皮等物贿赂权贵，增加自己在朝廷的奥援。

以史为证。《黄忠端公集》说略卷6云“毛卫通内，使至，必携貂、参若干辆，尽走帝侧，余及要人，故所求辄应，兵饷之外，帑金数万为军前犒赏者再”。

《沈氏日旦》卷12载“毛文龙庸夫耳，有牵制之名，绝无实用。不过盗辽地参貂以媚朝贵，而享此高爵厚禄，负此重名”。

《茨村咏史新乐府》卷上《东江叹》称“初毛盛时，葰貂书币走津要如织”。

《吴越所见书画录》卷5《董文敏行书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四册》称“毛文龙者，公故奇其胆智，然自夜邑之奉蛊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数辇貂参于奥援，求增饷金，求宽海禁，无复吞胡之意”。

钱曾《也是园杂记》载“终熹庙世，倡为牵制之说，联络登、津，跨鲜控辽，岁縻金钱无算，贩貂参以输辇下诸君，献俘冒赏，张投鞭击只之虚声，而求所谓捣穴奇谋，实鲜有当也”。

又《续杂录》记载“都督接客处，满壁垂障，其文皆褒扬自己功德，又列录作者姓名，皆中朝名流”。

天启四年夏，阉党夺权之后，毛文龙又开始与阉党勾结，建立起内外呼应、互利互赞的政治联盟。

天启五年二月，阉党太监王敏政、胡良辅到朝鲜举行封典，例供银参。

毛文龙对朝鲜问安使柳恒称“礼部欲差送四员，而本镇前揭帖于各衙门，悉陈尔国荡败之状，故只送二太监”。“凡支供及所索之物，尔国比前减半可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8）

然而毛文龙自己逢迎两太监如恐不及，如朝鲜人称“都督每令我国减省接待之事，而其私自承奉，则如恐不及。今又赞美两使，欺罔呈朝，其反覆难信之状，至于此极”。（《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9）

所谓称赞太监之事，即《明熹宗实录》卷62天启五年八月辛巳载“平辽总兵官毛文龙疏颂册封朝鲜内使王敏政、胡良辅，中称‘于国真忠，超越古今之钦使’”。

该年六月，毛文龙又请内臣驻守登莱督发粮饷，这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钱粮而与阉党同伙所作的政治交易，因为这既满足魏忠贤控制边镇的野心，又满足阉党太监吞没饷银的欲图。

宁远战后出现了第一次东江移镇的风波，朝廷上出现了严重质疑毛文龙的声音，鞍山败后生性悖乱躁急的毛文龙一度极为不悦，抗金信心有所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