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忱的巡抚江南，《明史》有如下描述：“（宣德）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永乐中后期至宣德初年，江南等地逋赋严重。为确保财政收入，宣宗在派出胡概、叶春常驻江南，打击豪右，兴革利弊的同时，另派部院大臣直接参与江南等地税粮的催督解运。

明代以部院大臣直接参与地方税粮催解的最早记录，发生在洪熙元年。

当年闰七月，福建等道监察御史何楚莫等劾奏（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纵旧同僚之子往来，受武进县民白金，知有外议，始饰辞首官。又杖杀粮长朱辉，难任风宪，请正其罪”。

夏迪是在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才升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故其催粮常州之事，当发生在洪熙元年上半年。

宣德二年三月，行在户部奏：“浙江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秋粮，应纳淮安、徐州仓者为数甚多，恐催征稽缓，有妨儧运，请分遣廷臣督之。”于是宣宗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浚、通政司左通政朱侃、鸿胪寺少卿刘顺、王勉及巡抚苏松大理寺卿胡概、参政叶春分督。

同年九月，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京师文武官吏旗军并工作军士夫匠用粮数多，虑仓储不给，请以浙江、江西、湖广并直隶苏松等府今年定拨淮安、徐州秋粮发民运赴通州仓，其平江伯所运淮安等仓粮少，则于南京仓内关运上。”于是又命侍郎王让、曹本、金庠、苏瓒、副都御史陈勉往督其事。

三年九月，又遣行在吏部右侍郎王让、兵部左侍郎曹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李浚、大理寺左寺丞杨复、鸿胪寺右寺丞焦循分督直隶、浙江、江西秋租。（《明宣宗实录》卷65、6、26、31、47）

四年八月，再次命行在工部右侍郎罗汝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李浚、大理寺右少卿传启让、鸿胪右寺丞焦循、郎中赵新、胡添祺、员外郎张鉴、吴杰往苏松、浙江、江西等处督运粮赋。

从宣德二年至四年间，朝廷连续四次派遣中央部院大臣直接赴各省督理税粮征解，可见当时各地逋赋问题何其严重，而原有税粮征解体系已出现运作不灵之势。

为保证财政收入，明廷只得加强督催力度。

不过，以临时差遣部院大臣督理税粮的做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一旦所用非人，反而事倍功半。

宣德三年三月，宣宗就曾特别敕谕行在户部，“遣官催粮，往往在外贪浊，岂无廉公可使？尔其审之！”

此外，利用外派之机，作威作福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宣德二、三年间两次受遣的兵部左侍郎曹本，在催督浙江秋粮期间，“所至诸闸，作威肆虐，唯已所督运者得度，其他处运粮及军民商贾皆不得行”，导致“舟楫积滞，雨水骤发，伤坏者多。”

“（曹）本初督税粮浙江，催征颇勤，然挟势骄蹇，惟务便已，不恤下人，道路侧目，且恣肆贪求。有敕奏其罪者，本还朝，上切责之。行在户部奏本所督粮未完者多，仍命往督。至是，有告本恃恩非法，不改前过”，于是宣宗将其降为山西布政司右参政。

宣德四年，宣宗对再次派出督粮的罗汝敬等人嘱咐道：“比来有司征收多弊，输纳违期，今命尔等往督之，催科当戒苛刻，持已当加廉慎，无效曹本所为也”。

不久，又对行在户部臣抱怨道：“各处税粮多有逋慢，督运之人少能尽心，奸民猾胥为弊滋甚，百姓徒费，仓廪未充，宜得重臣往莅之。”

可见，曹本只是当时督粮大臣中“反面教材”的典型之一，这种临时性差遣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宣德五年九月，在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重臣的推荐下，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分赴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山西、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总督税粮”。

临行之前，宣宗赐敕谕曰：“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送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明宣宗实录》卷57、39、44、55、70）

从中可知，周忱等人的所谓“总督税粮”，是对宣德二年以来差遣部院大臣催督税粮办法的延续，而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周忱等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破格提拔，专门负责督粮工作的；另一方面，为便于常驻地方处理督粮相关事宜，周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