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田赋收入的一大特点，是税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

以单位面积的田赋贡献额看，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税粮，来自于仅占全国十六分之一田土面积的江南八府（苏松常镇应杭嘉湖），也就是说，明代全国财政收入的15%左右（来源于江南地区的田赋贡献）。

故江南在明代有“国之外府”、“财赋渊薮”之称。

江南田赋之重，是明清以来一直争议的热点。

所谓赋“重”，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所承担的田赋量上，特别是把江南（主要是苏松）同全国平均值或其他省府相比。

除此之外，关于江南“重赋”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赋的来源，一是重赋的实质。

所谓江南重赋的“实质”，也就是明朝政府确定并维持这一财政政策的本质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延续唐宋以来对经济重心的财政依赖。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在唐宋时期基本确定，中唐名臣韩愈称“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盖言于此。而这一趋势在南宋、元朝以来更为稳固。

元末民谣称“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实际上衬托出了国家对江南财赋的巨大依赖。

当然，唐宋元时期的“江南”范围要比明清时期大得多，不过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无疑还是江南核心的苏松杭嘉湖地区。

元末张士诚因占据此地，被公认为“最富”。因此朱元璋吞并江南后，主要依靠此地财赋也算顺理成章。

此外，江南田赋数额虽大，但明廷也只是规定了发达地区要承担更多的赋税份额，而当地纳税者也并不一定要依靠种田纳税。江南工商业之发达，自唐宋以降即居全国之首。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江南逋赋情况虽已出现，但远没有永宣时期，或者嘉靖以后那么严重。也就是说，江南地区具有承担相对沉重赋税量的能力。

倒是永乐迁都前后带来的高额运输附加费和经年累月运送税粮的“役”，使江南“重赋”危害日益凸显。

不过，虽然“重赋”局面在明清两代都没有根本扭转，但也并没有阻止江南延续其经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身背重赋的江南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富”与“奢”。

其二，朱元璋以统一天下的先后顺序为原则，制定了相应的财政优待政策。

朱元璋加入元末农民起义，最先从淮西起兵，依靠此地人力财力出兵江左，攻占太平，渡江攻取应天、镇江、宁国、广德等地，随后将统治重心迁移到应天，并依靠此五府“兴王之地”的财力，同江南的张士诚和江西的陈友谅角逐于长江中下游，在最终赢得这场争霸战之后，又依靠江南财力支持其北伐战争，最后统一天下。

正因为存在这个统一的先后顺序和依赖地区的转移，使得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在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时，存在一个酬劳“有功”地区的先后次序。

此外，朱元璋维持重赋政策的主要原因也并非“惩一时之顽”，江南重赋主要来源于明初屡兴大案、迁徙富户等事件造就的大批没官田和还官田，这也使国家对江南土地和劳动力的直接控制成为可能。

江南官田对于刚刚经历战乱的新兴政权来说，无异于一笔最稳定的财政支持。而且明初政治中心恰好同经济重心基本重合，使得朱元璋可以直接对江南财赋进行有效管理。

这跟永乐迁都之后，江南很快显露出的严重逋赋与流民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是明统治者维持南北平衡的政治考虑。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首屈一指，在文化地位上也占据绝对优势。从长远看来，江南人必然会很快会因为富裕而能在统治阶层占据优势。

朱元璋及其子孙开科取士后，为阻止苏松江浙为主的“南人”完全占据科举名额，甚至不得已而分榜取士。

而朱元璋制定的“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的“祖制”，本质上也是为了防止获取足够“话语权”的江南人，依据其经济力量和文化优势打破南北平衡的统治原则。

晚明隆万年间，徐贞明在京津地区的水田试验已获初步成功，但硬是在北方官僚、贵族的阻挠下，功败垂成。

“徐孺东（贞明）之水利，已渐有绪。

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运之半。’

此语闻，而畿辅士绅大怖：‘是且加赋吾乡！’

遂入王御史（之栋）弹章，而水田之役遂辍。”（《万历野获编》卷12《户部·西北水田》）

终明一世，北方水田之议无法彻底推行，绝非统治集团缺乏经济头脑，本质上还是出于南北平衡的政治考虑。

明前期，特别是正统之前，国家实行的是所谓“实物财政体制”，其特点是财政收入以米麦等实物为主，货币田赋所占份额非常有限。实物财政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