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一条盖棺定论我国封建王朝，由明清走向衰亡，最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凄惨境地堂堂华夏饱受外侮

大明到底具体是如何衰落，以致于建奴入寇，窃据正统的？

这一疑问过去一直存在，只不过如今也许不宜大张旗鼓地宣扬了。

起因

顾宪成是无锡人，时人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

他在1580年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

当时中央朝廷的主要官署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作为监察机构的都察院。

六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部下各司由郎中主持，属官有员外郎、主事等。

都察院的正副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

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

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习称阁臣，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

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

顾宪成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

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兴起

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

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留心民生，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不足取的。

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概括起来，大致是：

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党争

主词条：东林党争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

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

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

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

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争国本

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

“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

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