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

神宗迫于公议，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不仅许多朝臣，就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因此到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神宗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但又不让他到封地洛阳去，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继续将福王留在宫中。

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上疏坚决反对。

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三月，万历帝让福王赴洛阳，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

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后，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一再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梃击

主词条：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

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

神宗下令审讯。

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颠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

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

是名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

这两个太监是郑贵妃宫内的。

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

神宗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太监在内廷打死，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

而王之寀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将他削职为民。

红丸

主词条：红丸案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光宗得病，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光宗服后病势加重。

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在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大哗。

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

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是郑贵妃心腹，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加以庇护。

还联系梃击案，声称张差谋逆，是郑国泰主谋。

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1624年天启四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

移宫

主词条：移宫案

光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宫中的李选侍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送给光宗，很得光宗的宠爱。

光宗死后，由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李选侍也应立即迁出宫内正殿乾清宫。

李选侍企图挟制朱由校以弄权，仍与朱由校住在乾清宫，不肯迁出。

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身分垂帘听政。

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指出，皇长子已经成人，并揭露说，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

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

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

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明熹宗。

争京察

在围绕皇位继承权进行争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同反东林各派展开了尖锐的权力之争。

这表现于许多方面，主要是争“京察”。

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

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

他在京察中提出要处分的人，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

沈一贯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

不过，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欺上瞒下，沈一贯也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退休。

1611年万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