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得好，”李广元又暗自想道，“不过他应当把球再踢给对方比如说，这样问一句：‘您不同意吗？’但是他却没有问，结果又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了”

“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护身符也归入不可理解的可能性的范畴呢？或许您不同意？”

这时李广元出来帮忙了。

“汉奸在争论中获胜了，”他做了评定，“不过，秉公而论应当提出的是：俄方对这个汉奸提出的十分成功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同样是妙不可言的。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倘若俄方在进攻中利用提问掌握主动权，我不知道我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小兄弟，你明白了吗？”李广元的眼睛在问。该国外交官听后一下子呆住了，他紧咬牙齿，两腮的肌肉凸了出来；李广元看出来他的这番开导已被对方所理解。

“同志，你不要生气，”他看着离去的年轻人，心里对他说，“我这样做要比别人做好得多不过，关于护身辟邪物你却没有说对当我处境十分艰难，而我完全有意识地去冒险（我的冒险总是有生命危险的）的时候，我总是默念我的信仰。信仰，只有信仰才是最好的护身符。

二十三年前，在哈尔滨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当时他正动身先去海；然后再前往巴黎执行级交给的一项与白俄侨民有关的任务。那是刮着大风，很可怕、很遥远的一天。就从那天起，妻子的音容笑貌就深深铭刻在他的心，她成了他“自我”的一部分，和他融成了一体

李广元又想起了在一个深秋季节他和儿子在杭州偶然相遇的情景。

他记起了有一次儿子是怎样化名“王思元”到旅馆来找他，他们又是怎样开着收音机低声细语；以及他与儿子（由于命运的安排，儿子选择了父亲的道路）分手时的痛楚心情。

李广元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延安，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根据地，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其他同志保护了海不被摧毁一样。

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海到延安并不算太远，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