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隔离起来”。常凯申的名字用红铅笔勾掉了。詹国强在一个光洁的小纸片上画了一个大问号。他的口袋和办公室里都保存着这种小纸片，以便记事“应该认为，”文件中继续写道，“隔离上述76号和保安处领导人，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抽象行动。寻找这些被隔离的、负责具体问题的领导人，将成为所有那些可以从此事得到好处的人最揪心的问题”

接着文件中开列了一百七十六人的名单“76号和保安处的这些军官可能不是通过主要事件，而是通过一些次要的细节或多或少地阐明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二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一块镶嵌图案从个体价值的观点来看，它毫无意义，可是同其他的镶嵌图案拼凑起来，它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这些军官可以向敌人提供帮助，而这些敌人则企图以国家建设的实践来败坏该党的各种崇高理想的声誉。

从这个战术观点来看，如果上面列举的每个军官汇集到一起，就会形成对国家不利的气候。遗憾的是，在这种借况下，无法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卫队的工作实践之间划一道严格的分界线，因为这些军官全是1921年至1935年期间加入国民党的宿将。因此，隔离这些人也是合理合法的”

“显然，”詹国强突然想道，“他，我们党的领导，在卖弄字眼。我们把这叫做清洗，可他把这叫做隔离。这么说来，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而常凯申却应该受到保护。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居然把梅思品的名字留在名单里。不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常凯申总是待在暗处，只有一些特工人员知道他，而梅思品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名利思想坑害了他。而我受害的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你愈想成为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你所担的风险也就愈大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无权把早已成为个人秘密的国家机密带进坟墓。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掉突然而且迅速像清除宋大文，我确信他是被我们自己的人暗杀的”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被列为准备“隔离”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部属。第一百四十二人是卫队联队长李广元。

常凯申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而李广元的名字却保留下来，这证明党的档案工作草率得可怕，充满混乱。吴四宝在疏散前的两天内作了关于修订名单的指示，但是匆忙中漏掉了李广元。这下搭救了李广元不是逃避了吴四宝的代理人的“隔离”，而是幸免于詹国强的亲信们的“清洗”。

“出什么事了吗？”常凯申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李广元问道，“我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着急”。

“您做得对，”常凯申附和说，“我也着急”

“我回想起来了。”李广元说。

“确切地说是什么？”

“那个共党女人的手提箱上为什么留下了我的指印。顺便提一句，她现在在哪里？我想，您会安排我同她会面，也就是说，当面对质”

“她在医院里。很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她出什么事了？”

“她没出什么事。只是罗夫为了让她招供，对她孩子做得有点过火。”

“撒谎，”李广元明白了“如果报务员真的招了供，他就不会让我在这里拖延时间了。他说的情况接近真情，但他在撒谎”

“好吧，时间暂时还来得及”

“为什么暂时呢？时间完全来得及”

“时间暂时还来得及，”李广元重复一句，“如果您真的对手提箱引起的这场忙乱感兴趣，我就回忆一下。这要使我增添几根白发，不过真理总是要胜利的这是我的信念”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请列举事实吧”

“为此，您必须把当时在大街和封锁区内值勤的警察全部找来。我在那里停留过，甚至在我出示了保安处的证章之后，他们仍然不让我通过。于是我只好驱车来到绕行道，那里也不让我通行，我被拥挤的车辆和行人堵在那里。我下车步行走过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那里给詹国强打个电话，可是两个警察拦住了我。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但是满脸病容，很可能是个结核病患者。他同伴的相貌我记不清了。我向他们出示了证章，然后走过去打电话。那里站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我从瓦砾堆里把童车拿出来递给她，然后把几只手提箱挪了挪，使它们离火灾现场远一些。您可以回想一下轰炸之后找到的那只手提箱的照片。这是第一点。请您把发现这只手提箱的地点和那个女报务员居住的地址对照一下，这是第二点。请您把那些在封锁区目睹我帮助受害者搬运手提箱的警察们找来，这是第三点。如果我这些证据有一条是假的，那么请给我一支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嗯，”常凯申嘿嘿一笑，“怎么办？让我们试一试吧。先听听我们自己人的意见，然后再同你们那个共党女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