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守为攻的受降城体系

张仁愿到达朔方时，突厥已带着战利品，心满意足而去。

他一改穷寇莫追的惯性思维，逼着各部唐军向北追击，跨黄河入北岸，打了突厥措手不及，夺回大部分牧马和物资。

通过这次跨河追击，张仁愿发现内蒙河套段的黄河流速甚缓，根本不足以成为朔方防御的屏障。

他上奏朝廷，建议增加朔方的防御纵深，将触角伸过黄河，在北岸修建防御支撑点。

奏疏送至京城后，同为抗边名将的唐休璟表示反对，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

但张仁愿并未给老前辈面子，反复上奏申明积极防御的意义。

此时，默啜可汗在朔方踢了铁板，开始将战略重心西移，准备联合西突厥势力，进攻唐朝在西域的盟友突骑施。

张仁愿认为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执意请求乘后突厥空虚，加强北疆防务，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

为保证筑城顺利，他又请求将服役期满的老兵暂时留下，以加快进度。

这时朔方军中，出现了畏惧突厥军队，集体逃亡的事件。张仁愿铁腕治军，将二百余名逃亡的咸阳籍士兵，全部斩于城下。

在血淋淋的惩戒面前“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随后，张仁愿又向北拓地三百多里，在牛头朝那山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以吐蕃降将论弓仁吐蕃军神论钦陵之子为朔方军前方递弈使负责巡游警备，构建了一套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修筑受降城时，张仁愿没有设置壅门、曲敌、战格等守备设施。

曾有人表示异议道：“边城没有防守设备，行吗？”

张仁愿答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如果敌人打到这里，当全力出战抗击，敢回头望城的人都该斩杀，何必设置守备，养成退守的习惯？”

旧唐书张仁愿传：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这番问答，充分反映了张仁愿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并不寄希望于困守坚城，而是要以城防为链，锁住突厥这匹野马。

五、受降城体系与后突厥之衰

张仁愿用两月建成的三座受降城中，西受降城内蒙巴彦淖尔市坐落于狼山山口南，黄河渡口北，与灵州遥相呼应，为控扼南北交通的要冲。

中受降城内蒙古包头市正对黄河古渡口，为朔方郡的北大门。此处原有的拂云堆神祠是默啜可汗南下入寇前，必先祭祀求福之所。

东受降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隔河与胜州、榆林相对。

三座受降城从西到东，相去各4百余里，保护黄河北岸的后套平原、包头平原和呼和浩特平原，成功的锁住了黄河河曲地区。

因此，三受降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后突厥汗国已无“南牙”南庭根据地可言，无力回旋于漠南的默啜可汗，不得不返回更荒凉的漠北。我爱电子书52xne

后突厥汗国作为一个纯游牧政权，有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此前，后突厥骑兵对唐朝北疆州郡的劫掠，使大批汉人奴隶、金帛、米粟、马匹流入，增强了后突厥的经济实力，使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张仁愿攻击型防御体系的建立，使突厥铁骑南下劫掠之路受阻，国家财富无以增加，很快就诱发了突厥国内的矛盾。

为缓和国内的压力，默啜可汗不得不向西、向北方寻求发展。

但后突厥强行的掠夺政策，又使西域的突骑施、西突厥，东北方的铁勒诸部、奚、契丹，再次倒向唐朝寻求庇护，反而加剧了后突厥分崩离析的进度。

三受降城修筑后，自景龙三年709年至开元四年716年七年间，投唐的部落多达19支，遍及唐东北至西北各处边疆。

可见默啜可汗的穷兵黩武，不但收益很低，反而促成了以唐为首的反突厥联盟。

因此，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默啜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北庭唐军、西突厥十姓可汗、葛逻禄联手相助，大败后突厥。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默啜围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再次被联军痛击，斩同俄特勤，默啜妹夫投降。

开元四年716年，唐庭发布命薛讷等与九姓铁勒共伐默啜制，联合九姓铁勒南北夹击后突厥。

虽然，默啜在与九姓铁勒拔野古部交战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