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很可能做的事情呢？

这孩子，他欺负别人了吗？

他校园霸凌了吗？

他偷鸡摸狗往粪坑里扔鞭炮了吗？

在给别人带上熊孩子的帽子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审视一下自己，当年的自己，是不是也就是如此？……”

所谓的精神抚慰金，抚慰的是精神上的伤害。

精神上的伤害，是因为有感性的存在。

所以张远在解释自己理由的时候，便根据这一特点，更多地从感性的角度来阐述抚慰金的合理性。

同时，要想让人觉得这个抚慰金是合理的，那就得先将被戴在死者胡晓明头上的“熊孩子”这顶帽子摘下。

否则，恶意之下，就算你的理由说出花来，结果仍然没有人买账。

但是，怎么才能摘下帽子呢？

那就是，将死者胡晓明虚拟化，形象化。

把胡晓明的形象虚拟成孩子的天性。

并引起大家的共情。

是啊，所有的成年人都是从未成年人的阶段经历过来的。

说不定坐在键盘前正义凌然地将一顶顶“熊孩子”的帽子抛给他人的家伙们，小时候做出来的事情更加地不堪和难以回首呢。

然后，凭什么等你长大了，自己经历过了，就开始要求其他小孩子，安安当当，一日三餐，除了作业就是补习班，不能有一点孩子心性了？

张远照着这个思路，将精神抚慰金的部分的理由进行了补充。

至于事实部分，这个就不好说了。

总不能说死者的三姑六婆祖孙三代都很受伤，所以才要求这么高的抚慰金的吧。

于是，这一部分便被一带过了。

最后是公益性质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召回单车，解决车锁问题之后才能重新投放。

关于这一点，张远并没有多说。

想来本身就不是胡父胡母的关键要求。

而且车锁的质量也有相应的标准，这在之前说起被告管理过错、质量问题时就已经有所提及。

所以这时候，只要按照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规则，将诉讼请求和规则联系在一起也就行了。

因为涉及到感性代理意见的描述，所以张远占据的时间比较久。

等到他终于念完自己准备好的代理意见，等了半天，没见法庭里出现丝毫的反应。

旁听席上，记者们在刷刷刷地记录着什么。

审判区，书记员还在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审判席上，法官皱着眉，还在低头思考着。

而坐在张远对面的被告席上，代理人们也低着头紧张地涂涂画画。

张远知道，这是他们在根据自己刚刚的代理意见，紧张地修改着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代理词。

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反应过来的法官这才用轻声的咳嗽提醒了一下现场：

“下面请被告发表你们的代理意见。”

“好的，法官。”

两位律师中，更年轻一些的沈飞整了整自己的状态，开始结合新改的内容，发表他们的意见，

“基于本案的事实以及原告的代理意见，被告认为，本案中，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的义务。

首先是被告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

虽然被告运营的产品叫做共享单车，但其实，它就是普通的自行车。

所以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我们也应当以普通人的认知为标准进行要求。

不论是私人的自行车也好，还是共享单车也好。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自用，一个是以短时出租的形式对外经营。

但他们的本质不变，都属于私人财产。

作为私人财产，我们知道普通的自行车停放在公共区域，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那么共享单车也一样。

作为运营公司，也即被告公司的私有财产，当它被停放在公共区域的时候，如果不经被告同意以及和被告产生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自然，也是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处置。

而且，不能动用他人的东西这是最普通的共识和常识。

那么在本案中，死者就是放弃了这种共识，以非法的手段处置了被告的私有财产，这是死者的，而不是被告的过错。

被告没有过错，自然也就没有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

其次是车锁的质量问题。

刚才原告代理人所谓被告的车锁存在质量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要说的是，原告所引用的规则和标准，那是对单独、孤立的自行车锁的规则和标准。

在本案中，共享单车的车锁是共享单车的组成部分，它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他人和预防盗窃。

而是和被告旗下的共享单车app相协调，通过密码发放，车锁解锁等一系列的动作，完成被告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