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其二，以此前提推理运算，严丝合缝、逻辑分明。”

“以此而论，显学一派的均田、迁民、垦殖、工业等政策，便不是因为圣人说过，而是通过推理运算得出的严丝合缝的结论。”

“以此而论，此势不可免。实学既兴，显学之策也必大兴……”

李欗闻言仍旧一笑，道：“此言得之。但朕问你，本朝制度，不比日本朝鲜，土地买卖皆由地契、王朝更替亦不过改正朔易服色。便是之前均田，那么只是均了田，可改了土地所有制？均田可以，但改土地所有制不行，其中区别，你可清楚？”

这其中的区别，皇子当然分得清。因为之前儒家复古派争论的问题，以及王莽改制等一系列历史上的操作，不是均田这么简单，而是要动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顺是非常容易分出区别的。

见皇子点头，李欗又道：“那么，继续推演下去，你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按他们的推论，以及所谓新生产、旧生产之别，按他们所言，新生产体系，必要不断侵蚀旧生产体系，方能不断维系；而若全然是新的生产体系，是不能维系的，是要崩解的，因为最后算了算去，推演出去的结果，就是生产的东西肯定卖不出去，所以要么对外扩张、要么创造一批在新体系之外的生产者。”

“然而伴随着均田之后的兼并、伴随着南洋印度等地旧体系的瓦解，旧体系逐渐消亡，岂不是说，最后这也是条死路？”

“但显学一派，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戛然而止。你道缘何？”

“因为到此戛然而止，方还能维系一个显学之合。继续往下推，必要八分三离。”

“可即便如此，即便说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其内部仍旧争论不休。”

“均田？不均？日后即便迁徙垦殖，兼并可乎？”

“钞关、内税，是放是开？”

“是靠自然秩序？还是靠盐铁之术？”

“铁路运河等，官营、私有？”

“是继续兴国公那种以资本逐利为动力的东进扶桑？还是官营资本以盈利而已利投资垦殖迁民的东进扶桑？”

“单单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内部分歧已颇多。”

“你谈显学一派的想法，实则认可的是其‘术’。”

“何谓术？”

“显学中的激进派，无非是说，如今新学中的多数人，既有文化、又有学识，而且关键是他们和内地的地主乡绅并无瓜葛。若如前朝之改革不可成，而太祖起义兵方能行均田事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时机正好。可以靠这数十万和地主乡绅并无瓜葛的新读书人、靠着朝廷手里的军队和国家机器、靠着朝廷哪怕现在不收亩税也能养得起兵的形势，激进行事，一举解决均田、征税、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而已。”

“何谓道？”

“均田、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这是道。”

“这个，难道你不认可吗？认可的话，那便在最终目的上，并无分歧，分歧的只是怎么走。”

“譬如说，修黄河，都认可改道向北。而分歧在于，是夺大清河，还是夺小清河，亦或者继续向北走京畿古旧河道的分歧。”

皇子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以为，显学一派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若是将来科举改革之后，实学人才，亦多为地主乡绅，家里靠的也是地租过活，这要均田改革，实难矣。”

皇帝甚至皇子，大谈什么均田、限田之类的话，其实很正常。

这是传统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正确，事可以不办，但话不能不说。

但凡正常点的传统王朝，在这种话上，不但可以随便说而不会被枪毙，甚至是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皇帝最多不办，或者嘀咕几句什么小丈夫之论、什么富民何辜之类的话，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话就把人抓起来枪决——包括说满清那吊样的，在限田问题上也只能说“此虽正言，然……”，大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连满清都不如。

而至于一些真在均田问题上连满清都不如的政权，实实在在连基本的大一统王朝都算不上，那属于是政权之屑。王安石，都很可能因为那首《兼并》诗，被挂个“通匪”的罪名给枪毙了。

皇子的意思倒是很明确。

要变法改革，得需要人才、官吏，这就需要读书人。

而要是识字的读书人，都是地主乡绅，靠地租生活的，那还改个屁？

所以他是觉得，显学派的想法，是可取的。现在确确实实，之前变革的遗产中，留下了一大群不靠地租生活的读书人，而且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本身也有希望被“扶正”的想法，基本的人才不缺。

而朝廷现在手里又掌握着亩税之外的财政收入，甚至不收内地那一千来万白银，几乎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