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点认为，毛文龙将权的极度膨胀与东江军镇军阀割据势力的初现始于天启年间的“移镇风波”。

所谓移镇，就是将东江军队移置于靠近关宁的海岛或者陆地，以便更好地与主战场犄角作战，其实质是否定东江军镇的战略地位和对后金的牵制作用。

移镇风波虽然始于天启六年，但是早在天启二年，就因接济困难有撤回毛文龙的言论出现。

如曾出使朝鲜的翰林院编修刘鸿训认为“毛文龙设法取还，或置之登，或置之关外，诚如苏道长议，但须陶公祖尽去其诚心而火速图之，庶几有济。不然文龙不为若敖之鬼，定为鲜人之啣贼之购，或以弗克，进退发愤以死，俱是理之所有”。（刘鸿训：《四素山房集》卷9《报孙司理》）

又如该年十二月，御史夏之令请撤回毛文龙，其理由是：

“毛文龙驻朝鲜，则我自不能接应，而登莱已危。我未能用文龙制奴，而奴先用文龙误我。窃谓文龙宜撤回也。文龙不惟不能牵奴，且多禆益奴。何也？

驱有用之兵，将翱翔于若顺若逆之邦，梓风沐雨，蒙犯霜露，迁延既久，疾疫将生，中国粹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有梗而不能归，朝鲜一旦闭其糴，绝其樵汲，而数万人可立堯也。

客其馆，食其粟，衣其布帛，淫其子女，岁月因仍，嫌怨易起，言语往复，仇恨日深，因以伤小国之心，而坚其择强之计。

奸细假接应为名，方舟并济，略无难阻，白衣摇橹，潜兵暗渡，尚欲导之，由庙湾捣淮扬，由永平海口袭天津者。

三方布置，熊廷弼之迂谈也，悠悠海滨，无风诈称有风，无寇捏称有寇，谁肯同心，踊跃前往。文龙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审矣。奴非畏，文龙实畏，二千人绊之，敢正视镇江哉！

其未即来，则城郭宫室未完也，奸细之来关内者未尽得当以报也，我方以百万饵西虏，彼欲构之非倍此不可计，西虏固挟彼要我，亦挟我要彼，约，言未定，姑为踌蹰也。

文龙在朝鲜几二年，零级续报，举朝动色，皆奴酋之所掩口窃笑者也。恪养贞父子，二鼠耳，于彼国有何关系，贺世贤之一百四十级，不宣传四夷乎，而今何如耶？”（《全边略记》卷9《海略》）

夏之令的这一说法虽没有看出毛文龙袭扰后金招揽辽民的重要作用，但觉察到毛文龙不能牵制后金和久客朝鲜会引起的弊端，是很有远见的观点。

夏之令因此疏被革职为民，其后竟因此被逮杀，然继之者尚有人在。

天启三年六月，南京陕西道御史刘之凤上疏请议移镇：

“毛文龙海外孤旅，进捣之举，谭何容易，牵掣之说，似犹未的。

今所虑者，撤之而西，辽人无依。然辽人二万与神京左臂孰重，虎豹之威用之伏隅，与用之当关孰为得力？可否在彼久住，请下该部确议”。得旨却是“刘之凤如何又來渎奏，姑不究”（《明熹宗实录》卷35）

当时明廷没有撤退毛文龙，主要是指望敌后战场能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

然而，自天启二年冬，毛文龙入据皮岛之后，有了半封闭的根据地和特意培植的军队势力，毛文龙的撤与不撤已非一厢情愿的事。正如光禄少卿岳元声所说：

“镇江初捷之时则为倖得倖失之文龙，镇江既屠之后则为若存若亡之文龙，皮岛未营之先则为可留可去之文龙，皮岛既营之后则为千虑万虑之文龙”，这些千虑万虑包括辽民的救济问题、联合朝鲜的问题、救援和供饷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毛文龙忠诚问题：

“最可虑者，谓文龙性忠义其人耶？则今日尚方之剑，何殊苏武之节。文龙，臣乡人也。文龙而果至于此也，臣且当执鞭拜下风，何敢重疑之？

文龙而犹不免于中材晚近之末流也，万一兴师日费不支，仰天饥饿莫告，上无以答君父之命，下无以饱岛人之腹，酋奴乘间，袭香饵以招摇之，文龙于此生死难持，而進退维谷，疆场之祸有不忍言者”。（《两朝从信录》卷14）

事实证明，岳元声的担心并非多虑。如果说毛文龙一开始还是一个胆略过人、慷慨报国的奇男子，那么随着荣华富贵的到手而至，他的劣根性也逐渐地显现出来，欺罔冒功、专擅放恣、行贿权贵、贪利忘义、生活腐化等等当时普遍的武将弊习，在将权恶性膨胀、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毛文龙成为了明末武将腐化现象的缩影。

为了掩饰东江军镇的真实情形，以便更好地冒功、糜饷，欺罔朝廷，毛文龙使尽一切拙劣的手法。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9仁祖三年六月辛已载，

义州府尹李堯启闻：“都督领兵三百余名，来自蛇浦，不入本府，设帐于五里程外。盖陈兵出入，若将有为，欲使诏使闻知”。

庚子载，“诏使还至蛇浦，毛都督盛张军容，皆以锦绣为衣服，旌旗弦耀人目，使诏使巡见，而其实疲军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