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举朝倚重的辽抚袁崇焕，他的主张是与毛文龙从长计议，移镇宁近勿远：“毛文龙宜日近辽，不宜近鲜。

但移文内驻，不若留为外犄，水可泛棹三盆，陆可扬鞭四卫，朝廷折片纸呼之，跂可得也。师克在和，闻不如见。

欲文龙为用不足，令其自用。且遣人与文龙从长商确，择便移居，宁近毋远，宁速毋迟。

皇上第限以期，不必坐以地方，候驻札定、收聚完，臣且立会哨法，俾舟师往来，以熟海道”。显然，袁崇焕的观点是让毛文龙有更大的自主性。（《明熹宗实录》卷71）

明廷同意袁崇焕的观点，故袁崇焕差官练兵游击赵佑、车前营参将徐敷奏前来皮岛，欲与毛文龙商量移镇之事，并馈送毛文龙粮米、甲械以为慰安。

移镇一事本关国家利益，商量而行并非不可，但是毛文龙完全不加考虑，为了反对移镇，采取了以下四个手段。

第一，栏阻关、宁遣使。

赵佑一行人航船前来，毛文龙竟然派人将其栏阻在石城岛，并千方百计不让赵佑等人前往朝鲜。

赵佑山东人，武举出身，曾任胶州镇抚，天启元年加衔守备，奉命航海护送朝鲜进香使者，并迎回明朝颁诏使臣，“仍命相机往岛，招抚东山之民”。

返回后，赵佑加衔游击，先后在孙承宗、袁崇焕帐下任事，天启六年六月袁崇焕升补为总兵标下练兵游击。

此行受命而来，但竟被毛文龙擅自斩杀。

赵佑被杀所为何事，史籍中并没有记载，只有朝鲜记载流露些微。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4仁祖四年八月辛亥载，宪府启曰：“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而亦不为详探，以启日后之事”。

癸丑载，备边司启曰：“而赵佑之死，闻于天朝，则必将益激其变”。

丙辰载，右议政申钦曰：“赵佑已死，徐敷奏即逃还中原，必有处置之事”，副提学郑经世曰：“臣意文龙情状已著，而徐敷奏逃还，亦以赵佑之死而然也”。

卷21仁祖七年七月丁亥载，左参赞郑经世曰：“毛将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

可见，赵佑之死、徐敷奏的逃还很可能是因为同一件事。

徐敷奏逃还事，据毛文龙揭称“独幸辽东部院袁崇焕念切同舟，疏遣都司徐敷奏会哨商榷进剿至计，讵知徐敷奏图入高丽之愿不遂，辄不体上台本意，不谙军中机宜，带船五十余号，各岛停泊，执旗谣称奏旨接渡辽众，以就大粮大饷。愿去关上者，即现给予粮米，官去加升，兵去厚赏”，“满载去者无数，及有由陆奔窜被虏截杀者亦无数”，又称东江有兵将西逃，“众口供吐与徐敷奏有约逃去”。（《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九月口日具揭》）

天启七年二月，毛文龙又称“如徐敷奏者，上年乘海外粮饷断绝，人心易摇，借名会哨，声言宁远、榆关每月兵给大米一斛，银二两，皇赏不时，私与辽将血盟，停舟各岛，招去壮丁二万余名，仍诱各将乘机而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二月十六日具奏》）

然而朝鲜人的说法却与毛文龙截然相反，《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仁祖四年十二月甲子载，备边司启曰：“且诏使奏本中徐敷奏所载辽民，皆以为出于自己，不悟其如见肺肝，殊可恶也”。

即使后来极诋徐敷奏的梁廷栋也称“奉差私带难民，为毛文龙所参”。

可见，徐敷奏擅自载回是有可责之处，不过所舟载的正是那些奄奄一息的饥寒辽民，这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毛文龙却诬陷他招诱辽兵，又诬陷招去壮丁二万人，毛文龙自己说来船只有五十只，在当时的海运条件下就算是大辽船一艘也只能“载百余人”，总共最多也只能载五六千人，而毛文龙却说二万人。

又诬陷徐敷奏招诱辽将西逃，这显然是将无关之事也归过于他。后世有些人轻信毛文龙的话，竟执此以指责徐敷奏与袁崇焕。

毛文龙之所以对徐敷奏舟载辽民反映这么激烈，并擅杀赵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辽民当做自己的财产，宁愿让他们饿死也不愿他们回归内地，有了辽民他便有了敛利自奉、虚兵冒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毛文龙下令这些屯种的辽民“止许载往，不许载回”。朝鲜人屡屡请求辽民就食中土，毕竟“来归辽民，本为求生之计，而贵镇既不能赈救，若不许就食山东，是辽民之死，贵镇实致之，得无不安于贵镇之心乎？为贵镇计者，莫如留其兵而送其民，以为长大之策，贵镇何补熟思而处之”，但是毛文龙“不许入送”，在朝鲜人看来“其意在于托以辽民多集，请粮皇朝，以为自奉之计也”。（《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9）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称毛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其畏死不往者，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这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