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辨铁山、须弥去后金老巢两千里之说，并陈述东江有利牵制的战略地位：“且所驻须弥岛，即名西弥岛，一连有三山，周围广阔二百余里，中则云从山，前则西弥岛，再后真珠岛。

以陆程计，云从之离铁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计，铁山之云从近三十里。云从与西弥从大路去到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铁山从小路去亦如之。义州与镇江相对，不过三四里，镇江至辽阳三百六十里，是铁山与西弥去奴寨，总之相距在五百里内。

今谓去奴二千余里，不知何臣作此诳言，以欺我皇上。去冬移驻云从，原为铁山树木已尽，无所樵采，移以就便，乃指为规避。又不知何人为异议，以诬此东江！

惟其去奴不远，所以知之极真，牵之极切，臣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臣自审处一节，臣有熟策自信，足图结局，请为我呈上一一陈之。

夫兵事首论人心，次论地势，再次则算有一成，谋期万当，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终局矣。

奴酋吞据辽阳，昔议三方布置，今止宁远东江耳。以人心论，宁远辽兵少而西兵多；东江以海外孤悬，无所趋避，尽用命之人心。

以地势论，宁远至山海关一线可通，诸凡饱械，易输易足；东江春俟冻开，直至清明节后方敢出海，及冬稍冻，前无粮草，后无援兵，便成绝地。

然宁远至辽、沈，俱系宽平坦道，无险要含藏，难以出奇攻袭，可守而不可战。东江山险，设疑出奇，可以制胜，水陆齐通，悉有为之地势。

人心与地势既已两得，其所以进剿恢复，终是东江事半而功倍也。

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

奴不西去，不言牵制得力，奴一渡河，便言臣不牵制。

岂不念全辽不复，山海终危；奴贼不灭，终为国患。

臣于天启三年间，早已料之矣。窃恐东江移镇，即失地势，并惑人心，无论不能进剿，亦不能牵制，断断乎其不可者”。（《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

看到毛文龙的奏疏，熹宗的旨意是“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

这样，天启六年春夏的这场移镇风波就以毛文龙仍然留镇东江而告终。

这次移镇之所以没能如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明廷对于是否移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人主张移镇旅顺，有人主张移镇盖州套，有人反对移镇，而当时举足轻重的袁崇焕则认为听毛文龙自择近地移镇，在这种情况下，移镇之事本来就很难坚决执行。

如朝鲜人所说“毛帅移镇之事业奉圣旨，而诸臣论议，尚多异同，不无中寝之虑”“窃详袁抚台咨中之语，都督移镇之事，似是完定，而天朝不曾明定所移之处，只令毛将自择便宜，可想天朝亦有难处之势，不免作此含糊语也”

再加上鞍山之役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是牵制之功，因而明廷认为毛文龙仍然可以对后金有所牵制，只是因为接济不及时使之有所牵掣。

朝廷令毛文龙自己审处，毛文龙认为东江的地理位置可以出奇制胜，明确反对移镇，这样移镇之议暂时消停。

客观地说，不主张移镇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丁卯之役朝鲜受挟之前，东江军镇就其地理位置来说，虽有接济困难的问题，但具有袭扰后金后方、与正面战场相策应、确保朝鲜贡道、招揽辽民等战略地位，因为不能牵制后金便欲移镇搬迁是因噎废食。

主张移镇者是希望东江能与关宁离得更近，更好地协同指挥，呼应支援，与正面战场犄角作战，但一移镇势必放弃东江镇本来能起到的一些作用，而且移镇至何地又是头疼的问题，因为旅顺虽是交通要道但地狭不能多驻军，盖州套离敌太近难防敌人突袭，不管移镇到其中哪一个，都存在一些新的问题，而大规模的迁徙军民又与安土重迁的民心相违背，东江的辽民也不赞成移镇。

这样，移镇本身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正如当时任职淮营都司的周文郁在上阁部揭帖中所说：“今当事上台欲议撤铁山之师者，无非为转运难达、监制未便、查核难施而已。

职愚不知忌讳，以为此特利害之小者耳。若形胜之要害、脉络之通塞、官民之利赞、彼已之情形，兵机胜算，难以缕悉，职谨计驻师铁山，其利有五，移师动众，其不便亦有五，请得条数而陈之。

铁山之路，渡鸭绿从镇江北至宽奠，出小佃子，过夹山关，越牛毛岭，不及五百里。即捣奴老寨，西由汤站、凤凰堡、草河口、甜水站，仅三百余里，即至辽阳。

是铁山者收辽之便道，而灭奴之捷径也。

我进攻则奴两受敌，我保聚则奴多设备。可见关门者备人者也，铁山者使人备我者也。铁山不撤，控地利以扼奴后，其便一。

朝鲜虽弱，亦我一藩篱也，协我未足以制奴，叛我遂足以资敌，鲜之不可弃也明甚